7月30日，著名科学家、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在上海逝世，享年98岁。至此，中国科学界的“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都黯然殒落。钱伟长是我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被称为中国近代“力学之父”、“应用数学之父”。早在上世纪60年代，钱伟长就被周恩来总理称为我国科学家中成就卓越的“三钱”之一。钱伟长曾说，他一生当中所有重大选择都是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钱伟长先生的逝世，可以说是我国科技事业的巨大损失，更可以说是上海大学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也是学生后辈的巨大悲痛。“三钱”离世，中国科学的后来者在哪？

　　【“三钱”】 一提到“三钱”，人们便会肃然起敬地想到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钱伟长和钱三强三人。“三钱”是中国科坛的杰出人物。为给祖国撑起一片安全的天空，他们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实力决定地位”的国际背景下，他们在给我们国家带来更多安全感的同时，也赋予了我们一个时代的自豪感。

　　钱学森

　　钱学森是用美军战俘换回的。美国人一时疏忽，放走了他们曾经控制下的、当年美国海军次长认为“至少等于5个师兵力”、后来享誉世界的航空火箭专家、空气动力学家、应用软科学家和系统工程学家。

　　回国后，在钱学森主持研究下，中国导弹后来居上，大出风头。1962年击落充满神秘色彩的美蒋U－2高空侦察机，国威大振。如今，国产战略导弹、战术导弹捍卫着祖国的安全，国产运载火箭飞向太空，我们为当年钱学森那极具创新价值的思维而深感幸运和自豪。

　　钱伟长

　　当年与钱学森同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从事航空航天研究的钱伟长出生在江苏无锡乡下。1940年钱伟长同另外两位中国留学生搭乘俄国“皇后号”轮船横跨太平洋，抵达加拿大，进入世界一流的多伦多大学深造。1946年5月，钱伟长以探亲为名只身返国，从洛杉矶回到上海，应聘为清华大学教授兼北京、燕京大学教授。钱伟长是我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被称为中国近代“力学之父”、“应用数学之父”。

　　钱三强

　　1936年，钱三强从清华大学毕业，赴法国留学，在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从事原子能核物理研究，师从大名鼎鼎的居里夫人。10年后，钱三强学成回国，主持建立了中国原子能研究所并任所长，主持并制成了共和国首个核装置——原子能反应堆。钱三强知人善任，他大胆起用年仅26岁的邓稼先出任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总设计师。邓稼先的老同学、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说：“钱三强独具慧眼的睿智和超凡的组织才能，促成了中国原子弹的爆炸成功。”

　　【“三钱”离世，后来者在哪？】

　　中国科学界的“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巨星都黯然陨落。为什么是黯然呢？众所周知，目前的中国科学界，功勋卓越的老一辈科学家相继离去，而人们还没看到新生的科学家接过前辈手中的接力棒继续推进中国科学技术的前进。奇葩还未诞生，巨星相继陨落。这样的现状，会让我们感觉到更加沉痛。

　　网上曾经流行这么一个段子打趣学子生存状态：用考试消耗他们的精力，用分数限制他们的追求，用升学压迫他们的心智，用各种被阉割的知识迷惑他们的认知，用前途莫测的就业转移他们的求索，最后再在他们头顶压上一套房子，然后，这个世界一下就安静了。

　　虽然段子有些夸张，但也说明了一个事实:那些象牙塔里的大学生，他们是中国科学界的希望不假，但现实让他们有多少精力留在科学探索的路上？就算脱颖而出到大学里搞科研了，但如今大学里浮躁的现实，又有多少科研工作者能像钱教授那样倾注毕生的精力投入到科学研究中去？

　　什么是科学精神？按照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的看法，“有系统之真知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

　　美国一位学者是这么看待科学精神的：科学精神是“对逻辑的尊重，对查找数据的渴望，对知识和理解的愿望，对结果和前提条件的考量，对验证的要求以及质疑所有事情。”

　　谈科学精神往往又不能脱离人文精神。人文精神，简单说就是“以人为本”，强调人之为人的尊严。如果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喻为一种哲学信仰的话，那么它也是目前中国很多学者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奢望，同时又是很多人所不屑的“老古董”。

　　事实上，很多人不是没有理想，但是在成长过程中，却被考试、分数、升学、片面的知识、就业和家庭消磨掉了理想。

　　钱伟长曾说：“我没有休闲生活，不抽烟、不喝酒、不锻炼。不胡思乱想，所以我身体健康。工作就是我强身健体的秘诀，脑筋用得越多身体越好。我睡眠时间不长，但睡眠效率很高。工作其实就是最好的休息。”看，这就是一种单纯，一种全副身心扑在科学上的单纯。而如今，在浮躁纷扰的社会上，这种单纯越来越少了。

　　钱老的逝世，虽然没有留下如“钱学森之问”的感慨，但其实从他这样描述的晚年生活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学问是终生的，学者也不应有太多学问之外的“胡思乱想”，专注于学问、奉献于学问才是科学家最重要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