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核问题和朝鲜核问题的解决现在都陷入困境，在你看来西方世界是否已经失去耐心？中国是否会对此调整政策？

    阎学通：在伊核问题上，中国政府在原则上不会发生变化，可能在程度上会有调整和变化。伊核问题、朝核问题在几年内恐怕都得不到解决，有非常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牵涉重大地区安全问题。不要指望一两次全球会议讨论解决。

    李彬：个人认为伊朗核问题不会被列入峰会正式议题，各国领导人可能会在双边会谈中讨论到。中国在这方面的态度是一致的。和平发展核能可以采取不同路线，伊朗的路线容易让人怀疑是在发展核武器，它可以选择其他路线，中国也希望伊朗走和平健康发展核能的道路。但不同国家在看待伊朗发展核能方式上存在分歧。

    中方对制裁是否管用存在怀疑，而不是强硬反对制裁。我们认为应该把制裁当成传递信号的工具，这种传递要适度，不能形成对抗，甚至使对抗升级。一味通过制裁逼迫对方妥协，这种可能性不大。一句话，中国在制裁问题上不是简单否定，也主张不能保持高压态势。

    近半个世纪以来，人类制订了不少核裁军和军控条约，国际原子能机构等机构也发挥着作用，但在核恐怖主义危险愈加严重的今天，国际社会还能有什么新的机制和办法来把“核”变成“和”？

    阎学通：今年5月，在联合国一次非政府组织的会议上，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将推广我们的“建设一个不使用核武器世界”的理念。我们建议由联合国主持制订《不使用核武器公约》，开放各国签署，而“五常”应该带头签署。

    公约核心内容有六点，包括“所有核国家均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承诺不对加入该公约的无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所有核国家承诺不向非政府组织转让军用和民用核技术”等等。

    李彬：我认为这套体系还不错，与冷战时代比，现在核军事的威胁下降了，而不是上升了。核扩散也没有预想中那么快。我们有核裁军条约，核保安措施，还有联合国1540号决议，都在发挥作用。

    此外，我觉得还需要一个东西，就是防止核扩散的草根运动。冷战时期，在核战仿佛一触即发的情况下，西方一些国家民众发起了反对核扩散的草根运动，迫使狂热投身核军备竞赛的决策者们三思而后行，调整政策，敲响了警钟。冷战结束很多年来，对核战威胁的恐惧在下降，草根运动也减弱了很多。我觉得有必要重提，形成强有力的限核观念，这种观念将促进制度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