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会党，多少是真心革命?多少又是冲着钱而来的雇佣军?

　　当时，在不能发动群众，又策反不了多少新军的背景下，帮会的亡命之徒几乎是革命党手中唯一的王牌。

　　在浙江，因鲁迅而为我们熟悉的王金发起义之初，依仗的其实也是浙江帮会。在上海，青帮大字辈李征武和同盟会关系密切，日后臭名昭著的军阀张宗昌就拜在他的门下。哥老会天目山聚义堂当家三爷、青帮通字辈刘福彪在辛亥上海起义中身先士卒，立下汗马功劳，刘本人也被炸弹炸去左脚踝骨。1911年11月3日，刘福彪率领300位敢死队队员猛攻江南制造局，并在次日光复军的支援下一举拿下制造局。3天后，在推举沪军都督的会议上，原本定陈其美为军议长，不想刘福彪突然拔出手枪，猛地拍在桌子上：“陈其美昨天吃了苦头，现在给他做一个军议长，太不公平，不足以响应起义。”结果硬生生将陈其美推上沪军都督的宝座，亦可见两人关系之铁。

　　而影响了日后中国历史进程的还不是李征武、刘福彪，另一位青帮大字辈——应桂馨——即将登上历史舞台。上海起义前，陈其美帮助应桂馨摆平了宁波强占民房事件，应桂馨则投桃报李开始帮陈其美搜集情报。

　　民国成立后，陈其美全力支持应桂馨筹建青帮、洪帮及哥老会公口联合组织——中华国民共进会，应桂馨任会长。没想到应桂馨竟吃里扒外，1912年密会袁世凯和国务总理赵秉钧后，应桂馨就成为埋在国民党内部的一颗定时炸弹。

　　1913年3月20日晚，上海沪宁火车站的几声枪响，将彻底改变民国宪政史的历程。受到赵秉钧密令，应桂馨指使刺客武士英将宋教仁暗杀于上海火车站。应桂馨自认有功，结果被灭口，死于北上京津铁路的头等客车中，兔死狗烹，应桂馨也没有好下场。

　　至于陈其美本人，盛传其也加入了青帮，但是他的侄子陈立夫在《风云扫荡中国》一书中却否认了这一臆测，不可否认的则是当时青帮分子在革命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民国成立后，帮会成员自由散漫、山头林立的局面亟待整治。不论是袁世凯一方，还是革命党一方，都觉得此风不可长，遂采取取缔、打压政策，引起帮会成员的反感应该也是预料之中的事。应桂馨在接受庭审时也抱怨说：“因同盟会自合并国民党后，即将从前分子之青红帮等置之脑后。”也反映了当时帮会成员的一般心理。

　　宋教仁、陈其美及其副手韩恢先后遇刺，革命党改造青帮的计划只能搁浅。直到1919年，蒋介石在上海股票交易所里当掮客时，通过虞洽卿结识了黄金荣，成为其门生，国民党与青帮的联系才变得更为密切。黄金荣的弟子黄振世回忆说，当时蒋介石想要筹一笔路费，好去广州追随孙中山，只是囊中羞涩，只好求助黄金荣了，虽然那时候黄金荣还没有加入青帮。这一说法在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1929年9月23日的文件中有明文记载，当属事实无疑。蒋本人是否是青帮成员有争议，但是一本青帮手册中，记载有青帮兴武六悟字辈成员、奉化人蒋德政的名字，这被认为是蒋介石在青帮中的名字。

　　蒋介石的时代，上海青帮三巨头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权倾一时。1951年，《黄金荣自白书》在《文汇报》刊出后，“黄金荣可杀不可留”的呼声响彻上海滩，这个80多岁风烛残年的老流氓此时只好“顺应潮流”，扫起了大街，而青帮的气焰与势力，也随着这位大佬的扫帚一起付之东流了。

　　任何帮会都是一把双刃剑，这是革命党在革命时期要利用之，在和平时期又意欲灭除之的初衷所在。但既然是黑社会的会党，你在明，我在暗，想要他们一夜之间弃暗投明谈何容易。

　　在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见到邵雍教授时，他正在为博士开题提供意见。高高瘦瘦、斯斯文文的邵雍教授是中国研究秘密社会的权威之一，那些遮蔽已久、被刻意隐瞒的历史事实，逃不过邵雍先生的眼睛。他的《中国帮会史》下编、《中国会道门》、《中国秘密社会第六卷·民国帮会卷》、《民国绿林史》等重要著作让那些绿林好汉亡命之徒重见天日，黑暗社会中的英雄与流氓，不再屈服于帝王将相之下，走入我们的视野。

　　上海，也曾经是流氓大亨呼风唤雨之所。清末的上海，帮会林立，在黄金荣、杜月笙成为带头大哥之前，青帮、洪门不好惹，连奉贤肖塘一带都有南桥帮：“有的是全国性系统，比如青帮、洪帮、哥老会。南桥帮属于地方性帮会，就和上海当时的小刀会是同一种性质的帮会。南桥帮也很可能是江南青帮活动的分支，对于清朝统治是一种巨大冲击。所以说这是一把双刃剑，既伤害了民众，也破坏了清政府的统治。”

　　任何帮会都是一把双刃剑，这是革命党在革命时期要利用之，在和平时期又意欲灭除之的初衷所在。但既然是黑社会的会党，你在明，我在暗，想要他们一夜之间弃暗投明谈何容易。

　　众所周知，中国帮会，肇始者，天地会也。金庸先生的一本《书剑恩仇录》，将天地会与清廷作斗争的故事铺陈得荡气回肠，令人心向往之。虽小说家流，但也不可一笑置之，邵雍先生说：“金庸写的天地会，有一定历史根据，就是天地会的传说故事——火烧少林寺，编造了一个不是我负朝廷而是朝廷先负我、造反有理的故事。有几个和尚在北京揭了皇榜帮助朝廷击退一个西虏的入侵，但是出家人并没要皇上想给予的赏赐。奸臣时不时在皇帝耳边讲这帮家伙是有野心的，他们什么都不要那就只是想要你的皇位了，最后皇帝听信谗言派人一把火烧掉了这座寺庙。有5个人逃出来了，在广东惠州于万云楼碰头，歃血为盟，反清复明，是天地会的雏形。”

　　可以说，没有帮会就没有辛亥革命。帮会，作为一支神秘的革命力量，在辛亥革命中立下汗马功劳，但是因为其多少具有黑社会性质的背景，不论是孙中山时期的国民党还是解放后的正史，都对这段历史及其相关人物讳莫如深。好在历史就是历史，发生过的终究无法抹去。

　　从反清复明到反满兴汉

　　《新民周刊》：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帮会，为什么清朝没有能力斩草除根将其彻底清除干净，反而使其成燎原之势?

　　邵雍：清朝政府其实一直想把帮会镇压下去的，但是帮会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反映，而且在清朝末年有了新的现象，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如孙中山、陶成章等都在想方设法利用帮会，与一些帮会首领建立联系。帮会获得前所未有的生机，有一部分帮会革命化，并且同情革命，有了新的苗头。帮会和革命党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反满的民族革命，因为反清复明就是共和革命的第一步，推翻满族皇帝。反清复明口号随时间推移内涵有变化，清初的时候这个口号激动人心，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复明是绝对不可能的了。所有明朝皇室后裔都被赶尽杀绝了，名号保存其实是汉民族的标志，就是等于反满兴汉。

　　《新民周刊》：自立军起义、惠州起义、萍浏醴起义等早期革命党武装斗争，其实质是否都可以视作是“反清复明”的帮会起义?

　　邵雍：历史是多重因素合理的结果，这些起义大体上来讲是受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维新派的影响。本体还是旧时的帮会，基本群众还是原来的成员，虽然领导者有新思想的灌输，并且新思想是主流，但是思想还是不能统一，惠州起义中既有孙的旗号也有秦(大秦国)的旗号，类似这种情况在自立军中也有。

　　《新民周刊》：致公堂是怎么帮助革命党海外筹款的?

　　邵雍：美国致公堂，是华侨努力下维护自己利益的组织。同革命党建立关系是孙中山的开发，他是靠基督教会得到支持，经过人介绍在檀香山进入致公堂，后来就去美国发展了。他设计的制度是双赢策略，重新登记致公堂，亲自修订致公堂章程，提出的纲领和后来的同盟会十六字纲领是没有什么两样的，另外带着致公堂的领导去各地登记，召集演说，表达自己的革命道理，收取经费，这样提高了凝聚力也提高了经济实力。到了后面要武装起义暴动的时候，在大陆筹钱是不可能的，只有在海外，大多数都是靠致公堂筹集的，真正有钱的人对这种革命也不是很感兴趣，感动的是中下层人民，很多矿工把自己的工钱捐出来也不求回报，所以孙中山说华侨是革命之母。洪门筹饷局在加拿大就已经有了，中下层民众商量把致公堂的会所公产抵押出去，支持孙中山革命，美国致公堂和加拿大致公堂贡献率在70%左右。

　　《新民周刊》：日本黑龙会曾经帮助过孙中山吗?

　　邵雍：跟孙中山在某种程度上是有联系的。这与从1895年清政府甲午战争失败之后，日本政府对华政策改变是有关系的。割台湾和巨大赔款引起民众的反抗仇恨情绪，为了防止中国的崛起，控制清朝政府，日本政府实行两手政策，就故意联络孙文，利用孙文和清政府作对。民间还是有同情中国革命的人，比如宫崎寅藏，宁愿自己饿肚子，也要资助革命。但是日本政府财团军阀对中国革命的支持都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帮会与革命党：利用与镇压

　　《新民周刊》：帮会和革命党之间是否也有矛盾和意见分歧?

　　邵雍：分几种类型。革命党本事比较大的，比如孙中山在檀香山参加致公堂的时候，由于当时有些威望，致公堂让他担任红棍，所谓红棍就是三合会的第一把手——三个主要职位是红棍、白扇(军师、参谋长)、草鞋(联络官)——是对孙中山的承认。还有一种是互相参加，比如说陕西的哥老会成员参加到同盟会，同盟会的人参加到哥老会，实质上就是两套系统同一帮人，这种系统在美国也搞过，同盟会的人参加致公堂，这种情况当时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致公堂属于下层社会，同盟会都是青年学生，以前都是互相看不起的，然后大家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抛弃以前的成见，这是比较好的情况。比如在上海，在市区可以做到这一点，在郊区就不可能深入大规模发动群众，所以整个辛亥革命在农村中波澜不惊，毛泽东说辛亥革命没有成功是因为没有一个农村大变动。

　　《新民周刊》：革命党是如何处理与帮会之间的关系的?冯玉祥也是哥老会成员，贺龙的姐夫谷绩廷就是湘西哥老会的首领，在国共的高级将领中，与哥老会关系密切的也非常多吗?

　　邵雍：从当时的整体态势来看，革命党当时力量特别弱小，很多人胆小都是不敢参加的，只有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人不以为怪，所以说是相濡以沫，大家都有共同目标，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实际合作阶段，孙中山在西南地区发动的几次大规模的起义，采取雇佣军的方式打仗，出现了很多问题，往往都是思想教育不够，还有个别人不听指挥，换了黄兴亲自指挥也不听。还会带来负面作用，本来革命军堂堂正正的，但是和会党合作，以前骚扰老百姓印象不好的人现在也变成革命军了，胡汉民是深有体会，以前群众基础很好的地区，现在门都不让进了，就是说他们和会匪合作。还有一个全国性通病，组织纪律性、保密性极差，往往一些很好的行动就被几个不负责任的人在喝醉酒的情况下说漏嘴了，没有造反就被政府的眼线发现，被破坏了。大致在1908年之后，工作重心就转移了，认为会党发动容易，但是要控制很难，所以重点放在搞新军的工作上了。后来广州起义武昌起义就是由新军为主力了。流氓无产者是很难处理的，引导得好就可以走上革命道路，引导得不好就只能成为革命的敌人。

　　贺龙也是哥老会的，没有哥老会，贺龙不可能在白色恐怖之下乘轮船回到家乡。回到家乡之后靠他姐姐贺英的家族武装，还是哥老会的武装系统。国共高级将领与帮会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比如说辛亥革命时期的湖南都督焦达峰就是共进会的领导，他代表穷苦人的利益，所以当权不久就被立宪派暗杀掉。还有陕西省，除了第一把手是同盟会之外，其他全部都是哥老会的成员，使陕西同盟会的一帮人在抱怨，起先是他们在干革命到后面就成哥老会的革命了，有点失控了。

　　新民周刊：辛亥革命之后，为什么许多军政府对帮会采取了镇压政策?帮会又是如何应对的?

　　邵雍：比如说孙中山颁布了一些法令进入哥老会，历史又进入另一种循环。产生分化组合，还没有到袁世凯镇压的时候，陕西军政府就已经下手了，把原来的同道者镇压下去，想建立革命新秩序。二次革命的时候，发现势单力薄，在袁世凯武装进攻面前，一触即溃，形成错综复杂局面。当然袁世凯自己也镇压的，各个层面的统治者，都希望自己的统治管辖区能达到稳定。所以帮会的日子都是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