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党派在国会中博弈，应该是议会民主制本来之义。抗战胜利后国内国际都在关注中国的政治走向，美苏两大国也期望国共两党达成妥协，在宪政框架内成立“联合政府”，国民党也宣布“制宪”、“行宪”。其姗姗来迟的“国民大会”好不容易在1947年召开，而实际上全面内战已经开始，国共两个革命党都拥有“党军”，不愿在国会中以民主的形式竞争，而非要在战场上见高下，熟读《孙子兵法》的毛泽东更是谋略过人，三年内即将蒋介石全面击垮。

　　当年蒋介石开“行宪国大”的诚意如何呢?表面上选举了“国大代表”，总统是非蒋莫属，副总统的选举竞争还颇为激烈，但其实仍是表面文章。“国大”之外尚有“立法院”，大权仍属党中央。国会的真谛就在于容纳建设性的反对势力，容纳在野的反对党，“反党分子”不仅可堂而皇之地合法存在，而且国会就是要创造条件，搭台让在野党唱戏来反对执政党，其前提则是反对党放弃武装的反对，换取在国会中合法地反对。可惜国共两个“以俄为师”列宁式的革命党，实质上都看不起英美自由主义式的国会体制，民主成了手段，国会成了工具，党国政权总体架构仍然是“党在国上”，是苏联模式。共产党及“民盟”也都攻击国民党搞一党专政，是“包办国大”，可谓一针见血。

　　三 “包办国大”和“党在国上”

　　然而，“包办国大” 的始作俑者并非蒋介石，而正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党政体制的本来之义。既然 “党在国上”，苏维埃只能由执政党来包办。斯大林说共产党是苏维埃中的“圣剑骑士团”， 党领导一切，不允许反对党存在，“国会”由党摆布，根本就没有独立性，也听不到半句反对的声音，成了党的传声筒、遮羞布，成为推行假民主的花瓶工具。苏联垮台后，议行合一的苏维埃即被三权分立的“杜马”所取代。

　　1949年国共政权的易手，也使“包办国大”的主角易位。共产党也没能给手下败将国民党以在野地位，毛泽东不顾斯大林放老蒋一马的劝告，“宜将剩勇追穷寇”，将“穷寇”直赶到台湾岛。但共和国建立也不能没有“国会”来形塑正当性，于是接过旧政协改为“新政协”。第三条道路既行之不通，民盟等八个小党派被招来参加新政协，听从指挥，不是在野党后来却成了可领取工资的“参政党”，均丧失了独立性。1949年9月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人民政协也为正式国会成立作了“预备”。

　　正式国会即人民代表大会，简称“人大”，实际上即苏维埃。早在1931年11月中共在江西瑞金就按苏联模式在“苏区”召开了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并由此产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1954年一届人大召开，通过了宪法，地方省、县也有了人大、政协系统，“两会”体制正式形成。但“党在国上”原则没有半点可商量的余地，中共党代会政治局常委才是权力之源， 党的“民主集中制”成了国家制度，党的纲领直接写进了宪法。党的主席毛泽东更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听不得半句逆耳之言，1957年施展“阳谋”，将敢于提出不同政见的“民主党派”人士打成右派，“两会”也可不按法定时间召开。此时国会不仅是包办，而且可有可无，对于毛的一意孤行，全党全国竟不能形成丁点儿制约，放手让他发动了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

　　文革中成立党政军合一高度集权的“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领导，“两会”被搁置。毛泽东更是带头破坏宪法，擅自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三届人大到四届人大被非法拖延10年，于1975年才召开，表决时是“全体一致通过”， 所有决议在会前早已由党中央定好了，开会只是走过场。76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去世，毛泽东“指点江山”，直接提名华国锋继任总理，由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根本就无视四届人大的存在。

　　毛死后“两会”得以恢复，1978年2月召开了五届人大，以后“两会”纳入了“正轨”，也越来越受重视，不再是可有可无，但仍没有摆脱“包办国大”的窠臼，政协仍被定位为“统一战线组织”，人大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仍是一句空话。这就使得从中央到地方年年都隆重热闹召开的“两会”，不但起不到立法监督的真正效用，反而耗费纳税人的大量税金，不少地方的人大政协更是成了党政干部离退休前的“养老所”，实权一交就搞个人大常委干干，级别待遇相应都提高了，人大届满再转政协，转完一圈捞够了才光荣退休。

　　“两会代表”除党政官员外更有不少文体影视明星，缺乏议政能力成为典型的政治花瓶，其政治素质甚至不如清末谘议局、资政院的议员，这就使每年两会召开都笑话连篇。没有什么文化的农村妇女申纪兰当全国人大代表50多年，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 竟公开说党让她当代表就要听党的话。人大审议新法，有些投票人就是法案起草人或执法者，全国人大成了表决机器、橡皮图章，只具有象征意义。由于“党在国上”的总精神不变，“两会”由党包办的实质也丝毫改变不了，民间形容为：“党委挥手、政府动手、人大举手，政协拍手”。

　　回顾中国国会的百年历程，从资政院开会至今年“两会”召开，见证的是民主宪政之路的坎坷辛酸。中国现代政治需要移植西方发明的国会，这一点从清末帝后王公到后来的党国精英都认识到了，但在移植中不但阻力重重而且遭到歪曲，从御用国会到包办国大，从钦定议员到从不投反对票的代表，中国的国会始终是被掌政者操纵，没有丝毫的独立性。国会不能独立民主宪政就有缺失，执政者虽重视国会重视民意，却不敢放开言路，充其量也只能如梁启超所说的是“开明专制”。

　　国会体制是舶来品，中华王朝帝国从未有过国会，却也有上下沟通监督机制。上古三代国有大事，王每每“谋及卿士”和“谋及庶人”，极权专制的秦朝也有“博士议政”，后朝廷设谏诤言官更成为常制。对此孙中山先生给予高度评价并予吸纳，学者钱穆也作过正面论证。但中国传统的谏诤沟通机制有一个最大特点和弱点，即不能“犯上”，上下谋议是为了“与上同意也，使与之生，使与之死”。即让民众与皇上保持一致，生死与共，共赴国难。纠错监督也是错在臣下，圣上永远没有错。基于这样的认识，十九世纪中叶洋务知识分子介绍西方的巴里满 (Parliament)时，也强调“君民不隔不如夷”，清末改革也称“开议院以通上下之情”，连国民党开国民参政会，也是想收集思广益、众志成城一致抗日之效。如今开“两会”，更是“肝胆相照”，强调“协商民主”。其实国会的功能除咨询、协商、沟通民意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容纳建设性的政治反对派，以制约平衡监督执政者。犯上不作乱，反党不叛国，各利益团体各党各派都可以选出代表坐下来共谋国政，以票决立法，行使人民的同意权，“党在国下”!使权力受到制约。

　　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位圣雄或一个政党能代表全体国民的利益而不犯错，中国共产党也犯过大大小小很多很多的错，无时不刻都需要接受制约和监督。中国改革30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多元利益格局已经形成，不同利益群体的政治诉求和博弈需要有民主的渠道，不同政见要有发表发泄的场所，没有合法场所也会有地下暗流涌动，失语无声则更加可怕。中国这样大一个国家，不可能只有一个声音，历史已证明苏联党政模式的没落，一元化的领导靠不住。执政党有人反对属正常，没有人反对才是不正常，不允许反对而包办国会、操纵民意，已日益显示出其拙劣，不会比袁世凯高明多少，假戏真做又如何谈得上是现代民主?

　　所谓不照搬西方不搞三权分立，却又要以俄为师，党在国上，搞议行合一，仍然是照搬外国，实际上是从西方世界移植了专制落后的党国制度。所谓中国特色国民党也讲，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就是中西合璧，中共的中国特色又体现在那里呢?党在国会之上的苏维埃制度是苏联的发明，政协是国民党先搞的，中国“两会”到底有多少创新多少特色?值得怀疑!到底是一院制还是两院制也说不清楚。其实国会的特色无论中西，其首要一点在权力制衡，国会可一院制也可两院制，其要义在独立;政体三权、五权之外还可二权、四权分立，其要义在不搞一权独裁。况且西方英、法、美、德等国会政体并非一个模样，中国再强调特色也不能把专制作为自己的特色。“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早已遭到痛批，不能变换花样一而再地上演。当然，中国“两会”虽有缺陷，但既有悠久的传统，又越来越受重视，仍可视为民主的宝贵资源，可以加以改进完善，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国会。而要谈改进，首先在观念上就要取消苏式“党在国上”，改革要有新思维，不能国会尚不如党代会，至少党代会的重量要在宪法国会之下!反党不应视为犯法。

　　实际上中国有组织的反对党早就存在。国民党不仅是百年老店，而且退守台湾后“还政于民”，立宪政治干得还不错，历史证明了国民党是一个爱国的党，台湾岛又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国共两党关系改善的今天，是不是可以考虑把国民党请回大陆当在野党呢?我就不相信连战、吴伯雄、宋楚瑜他们来参政就会乱政，他们的参政议政经验并不输于中共诸贤。国共两党斗了大半个世纪，互不兼容，包办国会，使中国政治长期暗淡了无光彩，如果双方都退一步，抗战胜利后就能顺应世界民主潮流，以国会为舞台合法博弈竞争，互相监督，轮流坐桩，政治或许会更加清明，经济综合国力或许更早更快就得到了发展，国家也不致分裂。所以我认为，在经济崛起政治多元化发育的今天，大胆放心请国民党回来做在野党，恐怕是中国政治民主化最便捷最廉价的途径，中国国会才真正会好戏连台。  

    2010-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