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改良话语，包括政治上的民主联邦话语，在中国至今依然一片空白，依然停留在对西方文化和西方政治的探讨中，而没有成为中国人的现代汉语，尤其是简体字版的现代汉语。这除了孙中山的胡闹和毛泽东的崛起等等历史原因之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比如胡适对禅宗的无知，对《红楼梦》的一知半解；陈独秀在倡导其“文学革命”主张时的三个“推倒”，不分青红皂白地全盘否定传统的“贵族文学、庙堂文学、山林文学”，其极端犹如后来蒋介石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所有的共产党人一样。胡适、陈独秀等人在“五四”启蒙当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思维方式，有时也是相当“水浒”的，就像李逵那样，“排头砍去”。胡适的精彩是在他面对蒋介石没有文化的专制时，始终坚持着自己崇尚民主政治和自由思想的文化立场。而陈独秀的出类拔萃则在于，当他经历过了苏联列宁主义暴动的残酷现实，经历过了中共的党内斗争、或者说同志同夥之间的争权夺利和互相残杀之后，幡然醒悟。陈独秀在其晚年不仅拒绝去延安，而且不屈不挠地批判斯大林的专制和反省共产主义革命的暴力原则。假如拂去种种人为的重重迭迭的历史尘埃和话语尘埃，人们可以发现，在毛泽东放弃“五四”的文化立场转向草莽式的现代暴力话语和现代帝王话语的时候，陈独秀恰好回到了他当年的“五四”文化立场，并且对苏联的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专制进行了痛定思痛式的批判。陈独秀顶着“陈托取消派”的政治帽子，将他的“五四”文化立场坚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陈独秀一生最为精彩的是，他早年不认孙中山，后来不认蒋介石，最后又不认毛泽东。他早年拒绝认同孙中山的大总统野心和大一统战争，在陈炯明跟孙中山闹翻之后，十分认真地邀请陈炯明参加共产党，领导华南地区的革命[7]。他后来身系牢狱，蒋介石几度向他表示友好，他都冷冷地拒绝。表面的理由是蒋介石杀了他的两个儿子，以及彼此信仰不同，但骨子里乃是一个文化领袖对青红帮出身的政治枭雄的蔑视以及“道不同、不相与谋”的不予认同。陈独秀后来出狱后，曾有人为他和延安之间频频传话，但陈独秀拒绝去延安，更拒绝以毛泽东要求的那种写检讨的方式去重新入伙。人们尽可以为陈独秀对这三个人的不认同找出种种理由，但其原因归根结底乃是在于，陈独秀不管早年如何激进，但他在文化取向上却与曾国藩们相近，与洪秀全们天然相克。

　　当然，历史的荒唐又在于，不管毛泽东如何给中共灌输他的现代暴力话语和现代帝王话语，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光环，却又被他牢牢地套在他的“山党”头上，从而使“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种深厚的历史资源，始终为他所占有。这是毛泽东及其中国共产党最后到手江山的一个决定性的文化历史原因。

　　脱胎于“五四”运动的中共，无论走到哪里，都把“五四”的象征性带到哪里。当年许多热血青年的投奔延安，与其说是投奔毛泽东，投奔共产党，不如说是投奔他们心目中神明般的“五四”文化。可以说，当时热血青年们的投奔延安，其中没有几个人是读了毛泽东写的文章，大多是读了“五四”现代白话文学作品，诸如鲁迅、郭沫若的，乃至于巴金、老舍的。至于有些青年诸如王实味等，后来对延安的失望，也正是在于他们发现延安跟“五四”的科学民主理念竟然根本不是一回事。事实上，不要说当时，就是后来的人们，也很难分清楚在陈独秀“五四”党和毛泽东“山党”之间，究竟有着多么实质性的不同。

    但从另一方面说，不管毛泽东如何将中国共产党改造成一个草莽党、江湖帮会党，但依然还有许多中共党人难以忘怀“五四”精神。不仅在延安时期出现了王实味等人对延安“山党”作风的质疑和批评，而且在毛泽东坐定了江山、对知识分子一轮又一轮的发难之后，依然有坚持“五四”立场的共产党人对毛泽东话语表示存疑，比如顾准等人。到了1980年代，对“五四”精神的缅怀不仅推动了整个知识界重新回到启蒙时代，而且在中共党内形成了一个坚定的党内民主派，或曰，党内改革派。党内的民主派人士虽然没有太多的话语资源，但他们用很有限的词汇所表达出来的却是历经沧桑的生命体验和历史经验。那样的体验和经验，是许多80年代的中国留学生，哪怕达到了学贯中西的饱学程度，都无以望其项背的。中国80年代的许多留学生，其文化立场的飘忽不定，其为人处世的圆滑取巧，其见利忘义的市侩人格，在中国的留学生史上乃是史无前例的。这可能也是后毛泽东时代的一种历史效应吧。在文化空前沦落的历史背景之下，党内民主派对毛泽东的权力话语和话语权力的反省和批判，以及他们为推进政治改革而坚持立场的勇气和不妥协精神，显得尤其可贵，尤其令人肃然起敬。“五四”启蒙运动不管结果如何悲剧，但绝对没有过时，只是在话语方式和精神内涵上需要重新构建罢了。

　　在毛泽东的专制之下，不被毛泽东的话语所复盖比不被毛泽东的专制所压倒更加不容易。抵抗毛泽东专制的不在少数，就连彭德怀那样的将军都曾拍案而起过。但很少有人不为毛泽东的话语所动，作为例外的，也许就数陈寅恪那样的文化守灵人。从陈寅恪的家世背景和家学渊源上说，其承继的是曾国藩的文化传统。这不仅是意指其祖父陈宝箴当年乃是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同代的改革家，而且陈寅恪本人早先的文化志向也并不是王国维式的精神守护，而是当年隋唐学人王通那种讲学式的“河汾之志”。他希望自己能像王通那样培育出一批能够担当天下大任的精英人物。然而，王国维的自沉使他突然醒悟，他的位置不在于教导人们如何修齐治平，而在于担当起中国历史上文化最为黑暗、黑暗到几近寂灭的时代的精神守护重任。这是研究陈寅恪最为关键的解读之处。许多陈寅恪研究者们，津津乐道于他如何通晓中国历史，甚至热衷于了解他掌握了多少种语言，茫然无知于陈寅恪的这种文化传承意义上的历史担当。

　　当整个中国历史从曾国藩时代转回到洪秀全脚下的时候，其他人也许稀里糊涂，但这样的变化瞒不过王国维那样的先知学者，也骗不过陈寅恪那样的历史学家。这两位中国现代人文精神的直接承继者于历史进程洞如观火。如果说，王国维说出“先共和、后共产”时还仅仅是一种预感，那么陈寅恪写作《柳如是别传》则完全是有的放矢了。相比于同时代的历史小说《李自成》，陈寅恪以《柳如是别传》无论是对那张历史赌桌上的大赢家还是大输家，全都表示了空前的轻蔑。行事为人十分低调、平日里沉默寡言的陈寅恪，通常要么不说话，一说就会让专制者感到难堪。读完他的《柳如是别传》，再迟钝的人也应该明白，他当年为何选择广东定居，既不愿去北京高就，也不愿去台湾依附国民党[8]。晚年双目几近失明的陈寅恪，却有着最具洞察力的历史眼光和最不为专制话语所动的人文观照力量。并非是所有的人文学者，都能具备这样的人格力量的。

　　反观历史，毛泽东已经成了往事，但毛泽东现象并没有结束，毛泽东的阴影依然笼罩着中国大地，成为中国民众的一个心理情结。这不是毛泽东太伟大，而是这个民族太卑微。这个民族总在遗忘和欺骗中过活，用谎言取代真相，用演义取代历史。他们喜欢被拯救，总是期待被拯救。过度扭曲的民族文化心理使得这个民族的灵魂始终得不到应有的自省和净化，始终得不到应有的诊治和拯救。一个民族的真正复兴，并不在于造了多少条高速公路，盖了多少幢摩天大楼，而在于其变态的心理是否得到了医治，其扭曲的灵魂是否得到了拯救。要使中国的将来有所希望，就得反省历史，恢复历史的真面目。要使中国的将来有所希望，中国人必须忏悔，尤其是所有曾经为毛泽东专制作伥的人们；至于所有被毛泽东专制扭曲了的人性，也应该有所反省；唯其如此，民族的心灵才能得以诊治，从而使整个民族的灵魂最终走出由毛泽东专制和毛泽东话语构成的毛泽东现象的历史阴影。

　　【编者说明】限于篇幅，此文发表时有删节。

【注释】

　　[1] 参阅拙著《论中国晚近历史》绪论部分，《李劼思想文化文集》第三卷，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

　　[2]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3] 参见陈锡祺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第733页，中华书局1991年出版。

　　[4] “陈炯明与孙中山是如何决裂的？”，原载《南方周末》，见skb.hebeidaily.com.cn/200335/ca280534.htm。 ( http：//www.tecn.cn )

　　[5] 袁伟时，“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原载《现代论丛》第一辑。亦可见于http：//www.cc.org.cn/old/wencui/011119200/0111192019.htm。 ( http：//www.tecn.cn )

　　[6] 参见拙著《论中国晚近历史》第三章“曾国藩事功的无言意味”，《李劼思想文化文集》第三卷，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 (

　　[7] 参见“陈炯明与孙中山是如何决裂的？”一文，出处同注[4]。

　　[8] 参见拙文“悲悼《柳如是别传》”（载《读书》1993年第4期）以及拙著《论中国晚近历史》第六章“北大的标新立异和清华的抱残守阙”。

【参考文献】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

　　《曾国藩文集》，九州图书出版社出版。

　　《胡适文存》，亚东图书馆1921年12月初版。

　　任建树、唐宝林，《陈独秀传》，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布赖恩.克罗泽，《蒋介石传》（见http：//dtbook.nethome.com.cn）。

　　《李劼思想文化文集》：第一卷，《二十世纪西方文化风景》；第二卷，《论“红楼梦”》；第三卷，《论中国晚近历史》；第五卷，《论毛泽东现象》。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