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的“抄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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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生的“抄袭”史

2010-1-18 1:13:00 作者：老田

　海内外很多研究者，往往把毛泽东说过的话、主张过的政策的发明权，都简单地归之于毛泽东本人，由此认定毛泽东是一个提出过许多独特思想的思想家。但是，我们注意到，毛泽东总是与这种意见唱反调，常常坦白承认自己思想来源于 “抄袭”别人。更有甚者，毛泽东格外否定教条主义，反对那种言必称希腊、喜欢万古不变教条的理论家，长期批评那些总是有高明主意的钦差大臣，批评那些“ ‘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的人，还讽刺此种高明人士“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毛泽东总是倾向于否定头脑里有高明主意、满脑子外国高明理论的人，由此他才格外强调调查研究和深入群众，这是有原因的，完全是“抄袭”抄出来的甜头，想要把这个发扬光大并上升到认识论层面，这无非是为了寻找各种可抄袭的“抄袭对象”而已。批评教条主义，批评钦差大臣，提倡调查研究，说穿了，就是指出仅仅抄袭书本是没有出路的，最好是去抄袭隐藏在现实和群众中间的各种知识，包括抄袭反面教员，此种抄袭之内容往往还没有被人写进书本，所以往往被人误认为是毛泽东自己提出来的。

　　早在1929年10月，毛泽东就曾经向邓子恢传授过抄袭经验：“领导者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他的责任是当好群众的传达员。这就是说，应当善于总结出大多数群众的正确意见和要求，及时反映到党的领导机关。党的领导机关就要根据这些意见和要求进行研究分析，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然后再由领导者把党的决定传达到群众中间去执行。”（转引自《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98页）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力主调查研究，到延安整风之后则嫌一次性抄袭过于简略，容易发生错误，要求进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多个“抄袭”循环，这样，从主张调查研究开始（这是要求那种向下抄袭的特定方向），到群众路线的多次循环（这是反对一次抄袭就了事的敷衍做法）。建国后，毛泽东不仅把向底层抄袭作为一个经验，甚至是作为一种硬性要求的工作方法提出来：“听说现在许多负责同志不下去了，这不好。中央机关苦得很，在这个地方一点知识也捞不到。你要找什么知识，蹲在机关里是找不到的。真正出知识的地方是工厂、合作社、商店。工厂怎么办，合作社怎么办，商店怎么办，在机关里是搞不清楚的。越是上层越没有东西。要解决问题，一定要自己下去，或者是请下面的人上来。第一不下去，第二不请下面的人上来，就不能解决问题。我建议，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兼一个县委书记，或者兼一个工厂或学校的党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要兼一个下级单位的书记。这样可以取得经验，指导全局。”（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抄袭”大王毛泽东正是从这一“狭隘经验论”出发，向来认定“有字之书”远远比不上“无字之书”，认定脱离了调查研究就不可能产生好主意，因此他不仅不相信共产党的书记们坐在办公室里能够想出好主意来，更不相信右派精英坐在政治设计院里就能够设计出好政策来。由此决定了毛泽东终生与高官们和才子们的很不和睦。那些右派精英书读多、文凭硬，凭借“大知识分子”对“小知识分子”的文凭优越感，想要搞一个政治设计院，因为设计院里头多半是以抄书为主，这肯定要被毛泽东看低了：“北京不是好地方，历来出官僚的地方。为什么孙中山先生不建都在北京呢？大概是因为这个地方出官僚。北京不出产任何东西，我不是指北京这个地方，是指中央机关，中央机关不生产钢，不出水泥，不出粮食，也不出纸烟，什么也不产生。产生思想吗？也不产生，思想也是从群众中来的。不是北京出的。我说不产生任何东西，是指不产生任何原料。原材料是产生自工人、农民，章伯钧要搞政治设计院那不行，一切要从群众中来。原材料来自工农，我们是加工，我脑子里不产生任何东西，一跑出北京就取得了东西，产生出力量。”（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载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58-60卷）

　　毛泽东对自己长期抄袭别人的行为，从不遮遮掩掩，而是明确地说出来的，下面是老田收集到的、毛泽东自己明确承认的抄袭案例。当然，这个列举远非全面，希望各网友大力襄助，一起揭发毛泽东的抄袭行为。

　　1.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抄袭对象：蒋介石、唐生智、朱熹等人

　　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载《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宋朝的哲学家朱熹，写了许多书，说了许多话，大家都忘记了，但有一句话还没有忘记：“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即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道，还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身。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这个学习很要紧。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学会这一项对待反革命阶级的统治方法，他们就不能维持政权，他们的政权就会被内外反动派所推翻，内外反动派就会在中国复辟，革命的人民就会遭殃。（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2.上山建立根据地，抄袭对象：湖南农民

　　1927年马日事变之后，毛泽东受中央委派任湖南省委书记，“他来到湖南，秘密到各县巡视，同农民座谈，了解各级农协被摧残的情况，商议怎样才能挣破敌人的铁网，推翻敌人的反动政权，重新建立革命政权。”在他巡视各地时：“农民沉重地告诉他，只有拿起枪杆子。依山的上山，依湖的下湖，否则没有别的办法。毛泽东以为农民的意见是正确的，湖南农民运动的失败，就是因为没有自己的武装。面对许克祥的刀和枪，只有挨打的份。”（张素华主编：《毛泽东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5页）

　　3.秋收起义不用国民党左派旗号而改用共产党旗号（“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抄袭对象：丈母娘家住地板仓村的农民、韶山农民

　　（1927 年毛泽东）八月十二日秘密回到长沙。投入实际工作前，他首先对正在剧烈变动中的湖南社会情况和群众心理状态进行认真的调查。趁送家属回板仓村老家的机会，他在杨开慧家里，邀请五位农民、一位篾匠和一位小学教师开了两天调查会，了解到当地农民要求全盘解决土地问题的想法。回长沙城里，他又征询由湘潭韶山来省城的五位农民的意见。经过同他们的会商，拟出土地纲领数条，包括“没收一切土地”等。调查的另一个结果，是了解到国民党军队残酷镇压工农运动后，群众对他们的看法已完全改变了。他在给中央的信中说：“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七章）

　　4.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抄袭对象：朱聋子，王佐、袁文才

　　根据陈士蕖老将军的回忆，著名的游击战十六字诀，最初是受到井冈山地区一个绿林好汉朱聋子经验的启发，而后加以提高的：“过去山上有个‘山大王’朱聋子，同官军打了几十年的交道，总结出一条经验，叫做：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毛泽东笑道：打圈是个好经验，不过他打圈是消极的，不是为了消灭敌人，扩大根据地，我们改它一下：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圈是为了避实，打仗就要击虚。强敌来了，先领他转几个圈子，把他转晕转疲了，就集中优势兵力狠狠打，打得干净利落，打得要有收获，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一口一口地就把敌人吃掉了，最后，毛泽东饶有风趣地概括道：我们的阵地是不固定的，打得底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陈士蕖著，刘恩营整理《从井冈山走进中南海：陈士蕖老将军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 47页）

　　另根据李尔重的回忆：“那年毛主席到武汉，大家说毛主席是诗人、文学家、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毛主席一摆手说，什么军事家，那都是把军事看得神秘了。我的办法其实很简单，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这一套其实是上井冈山才学会的。上井冈山之前，什么军事都不会。到井冈山之后，遇到王佐、袁文才，就很奇怪，问你们怎么能生存下来。他们说，山区那么大，国民党管不过来。他来了我们就跑，他一走我们就趁机会‘揪一把’。后来的游击战十六字诀就是这么来的。到遵义以后，凯丰说，你这一套不就是《孙子兵法》吗？我这才找《孙子兵法》来看。”（学东整理：《魏巍、李尔重等老同志畅谈毛主席》，载《毛泽东旗帜》网站）

　　5.土改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抄袭对象：广州和武汉农讲所的学员、江西农民

　　土地改革纲领，我在前后费了10年功夫，不费10年功夫，是搞不出来的。在大革命时，我办了两次农民运动讲习所，广州一次，武汉一次，也做过一些调查研究，但没有解决。还是以后在兴国和其他地方进行了8个月调查，才解决问题。这是群众教给我的，说应该这么样办。顾龙生主编：《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591页

　　在土地改革中要实行平分土地的政策，也是经过反复多次以后才能认识清楚的。第二次国内战争的后期，当时的中央曾经主张按劳力分配土地，不赞成按人口平分土地。当时“左”倾冒险路线的同志认为，按人口平分土地是阶级观点不明确，群众观点不充分，对发展生产不利。实践证明错的不是按人口平分土地，而是按劳动力分配土地。因为按劳动力分配土地，对富裕中农最有利。当时，他们还主张地主不分田。既然地主不杀掉，却不给谋生之道，地主有劳动力，却不分给他们土地，这种政策，是破坏社会、破坏社会生产力的政策。富农分坏田，也是这种性质的政策。中国的农民是寸土必争的。土地改革中贫农总是打富裕中农的主意，他们的办法是给富裕中农戴上富农的帽子，把富裕中农多余的土地拿出来。这个问题经过反复争论和实践，结果证明，按人口平分土地是符合我国民主革命阶段中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客观规律的。我们在土地改革中实际上消灭了富农经济，在这点上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简本）第111-112页）

　　6.精兵简政，抄袭对象：民主人士李鼎铭

　　7.把共产党哲学称为斗争哲学，抄袭对象：国民党将领邓宝珊

　　有人说我们党的哲学叫“斗争哲学”，榆林有一个总司令叫邓宝珊的就是这样说的。我说“你讲对了”。自从有了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他们就向被压迫的人民进行斗争，“斗争哲学”是他们先发明的。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哲学”出来得比较晚，那是斗争了几千年，才有了马克思主义。放弃斗争，只要团结，或者不注重斗争，马马虎虎地斗一下，但是斗得不恰当、不起劲，这是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小资产阶级还有另外一

责任编辑：走向蔚蓝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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