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苏俄控制下的共产国际派代表到上海会见孙中山，陈独秀、张申府等则开始了对马列主义的热烈研讨。1921年初，孙中山返回广东；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则来中国组党。几个月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召集李达、陈公博、张国焘、周佛海等人在上海租界内成立了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即中国共_产_党，陈独秀被确定为中共的领袖。此时苏俄与中国北洋政府在边境发生冲突导致双方关系紧张，孙中山也因西方不承认广州政府而寄希望于他方。这样就有了孙中山和苏俄的合作。1924年，孙中山接受苏俄的建议，仿效苏共的形式改组国民党，并且委派蒋介石等组建党军（即后来的国民革命军）；此后中国社会深受苏俄的影响。孙中山从本年开始在国民党内实行联俄容共，允许苏俄派人担任国民党顾问，并让中共党员个别加入国民党。中共也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指令其成员加入国民党，以便在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后再将其推翻。

　　1925年孙中山去世，第二年蒋介石率领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北伐军进入湖南、湖北、江西等地之后，中共在军队后方发动农运，并在工厂组织罢工；许多北伐军官的家属被斗被杀，前线的供应也大受影响；两党的磨擦正式产生。孙中山去世后，苏俄代表鲍罗廷对国民党颐指气使，党的负责人汪精卫等则对之唯唯诺诺。1927年1月11日，蒋介石与鲍罗廷在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展开舌战，蒋愤而指责苏俄为“赤色帝国主义”；双方的关系从此决裂。不久后，国共两党投入了生死角力；其中的一方以三民主义相号召，另外的一方则以共产主义作标榜。

　　1927年，中国的政局犹如螳螂捕蝉： 4月6日，军阀张作霖在北京突入苏联军营，逮捕了中共重要领袖李大钊，不久张作霖将其杀害。4月中下旬，国民党军政要人蒋介石、白崇禧等在上海实行“清党”后，在南京另行成立国民政府，随后指挥部队跨过长江北伐到达徐州。5月，武汉国民政府宣布东征讨蒋，两个多月后蒋介石通电下野。7月底，武汉政府张发奎所部东征到达九江、南昌一线后，中共策动其部分军队倒戈，“南昌起义”发生，倒戈部队进至福建、广东边境后被李济深所部击败；年底，武汉政府汪精卫等被迫辞职。

　　二十

　　外国的租界在口岸城市产生，它们分布在沿海和沿江，而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上海公共租界。1843年11月17日上海开埠，外国人开始来到上海。1845年清廷公布《上海土地章程》，划定了外国人居住区即租界的范围，并且规定“华洋分居”，互不影响。然而1851年的太平天国之乱，1853年的小刀会之乱，逼使许多中国人逃到租界躲避战火。1854年租界中的西方人与清廷谈判，取消了“华洋分居”的规定，租界逐渐成为上海的中心。

　　1869年之后，上海租界的体制也逐渐成型。在租界的外国人，按照西方的代议制民主原则建立了租界的政治体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租界无疑相当于一个国外的地方自治政府。租界建立的这种“自治”、“法治”、“安全”、“自由”的体制，给许多中国政治家以多方面的启示；租界当局的征收赋税、维护治安、路桥建设、市政管理、水电交通、消防绿化，乃至租界内西方人的工作、娱乐、生活方式，都逐渐成为租界外中国人的效法对象。新式马路，从租界不断向外延伸；电报电话，从租界连到四面八方。奈克工程和海德生工程建成的外滩，至今仍令上海人感到骄傲和自豪。上海，似乎成了中国的心脏。此后，无数的中国百姓，心目中出现了“大上海”这个偶像，“上海”这个词给了他们以无限的遐想。

　　上海，不仅给普通百姓以遐想，也给中国的方方面面带来了巨大影响。开埠之后，它成为中国的现代商业中心；1890年后，它又成为中国工业的发源地。在清末报纸、杂志大量出现之后，它又成为中国改革和革命的舆论中心。租界，也是那些不为当局所容的政治活动家的避难所。1937年日军进攻上海，大量难民挤过外百渡桥至租界避难，而在广大内地则只有基督教堂或西方人建立的“安全区”才能庇护一二。看来租界提供的自由而安宁的环境确实是中国“不幸中之一幸”（陈天华语）；然而租界给不少中国上层人士留下的印象却无比灰暗。达官贵人们在上海纸醉金迷的生活让许多道德家痛心疾首，外国人把上海当成国中之国也令民族主义者们无限愤恨。1943年，蒋介石把上海称作是邪恶的污水坑；20世纪下半叶，中共又把上半叶的上海称为美国人、国民党和资本家的天堂。

　　二十一

　　然而，民国早年，中国的经济并非一无是处；实际上而是在高速发展。特别是在现代工业方面，发展非常迅速。铁路建设方面，1927年前所建不多，但清末开工的路线已经基本完成，到1927年，中国铁路总长已达到1万3千公里，1937年则达到2万1千公里（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铁路运力也大幅提高，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至为明显。公路建设北洋时期确实微乎其微，但1927年后发展很快，至抗战前夕已达到11万公里（中国通商银行编《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1896--1947）》）；航空、电报、电话、银行、邮政等也有快速的发展。农业方面，通过改良品种，推广经济作物，农业的商品化水平也有相当的提高。

　　在经济立法方面，北洋政府做得也卓有成效。民国成立不久，就根据清末的相关法律，修订出台了《公司律例》、《商人通例》、《破产法草案》、《公司法草案》、《商标法》、《保险契约法草案》、《中国银行则例》、《证券交易所法》等相关法律，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法制条件。北洋政府也在人才培养、产品宣传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政府还组织国货出国参展，一些产品获得的巴拿马金奖，直到今天还被相关企业拿来作为宣传推销的法宝。

　　当时国家负债累累，政府财力非常有限。除了在法律方面对工商业加以规范外，政府并没有资金进入经济领域，因而经济建设方面完全依赖于民间自身。今天看来，当时又小又弱的政府，倒是中国经济的福音。其时国有企业非常之少，民间可以自由开办企业；这种自由竞争的环境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当时有些国产商品在洋货面前也不逊色。据统计，1912至1936年，中国工业年均增长率达到9.4%；其中1912至1920年，年均增长率更达到了13.4%（章长基《1912—1949年中国的工业生产》，载张仲礼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选译》），无疑这个时期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历史上工业发展最快的时期。有些学者认为，当时的中国，已经具备了经济起飞的条件。在军阀混战时期，设在口岸城市的企业因有外国势力的保护，也能免于军阀的掠夺和战火的破坏。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随着政府有效控制范围的增加，国家实力不断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也同步增加，经济发展速度相应地有所下降。随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被迫中断。

　　二十二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国民党仿照西方建立了现代政府机构。但此时国民政府的施政纲领却是孙中山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即国家建设应按“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进行：国家统一以前必须实行军法管制；国家统一时就是“训政”的开始，这时必须由党（国民党）来领导国家；等到国家政治安定，人民得到了基本的民主训练，那时党就在国内实行民主、还政与民。国民党这样一“训”就是70年；虽然1948年国民党宣布开始行宪并实行民主选举，但其后颁布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却以需要剿灭中共武装叛乱为由宣布内战时期政府权力不受宪法的限制，此后国民党政权成了一个真正的独裁政权。国民政府成立后建立的这种一党统治的“党国”体制，使中国的政治体制开始倒退，专_制思想换上了新的画皮后在中国还魂。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使这种体制大大强化，而且以“专政”取代了“还政与民”。
 
　　孙中山的训政思想是一种错误的思想，其本质与晚清政府迟迟不愿真正实行立宪的想法同出一辙。事实表明，不管是清政府，还是国民政府，或是中共政府，其民主意识都比他们所反对的民间社会活动家要低得多。再加上当权者对权力的贪恋，指望他们去推动宪政、实行民主，无异南辕北辙、与虎谋皮。

　　不过后来的国民党在“训政”阶段也并没有完全一党独揽政权。30年代之后，一大批从国外学成归国的知识分子进入政府，经济学家和工程师们担当起了国家建设的重任。此后，国家开始了银行、货币、税收、交通运输、通讯设施、工业建设的现代化建设高潮。在城市中，经济建设的成绩有目共睹：城市已不是中国老式的破旧木房，西方式的大楼已经拔地而起。街道两边的银行、商场和交易所连绵不绝；电灯、电话、自来水、公共厕所的出现，也使城市的生活、卫生状况大为改观。

　　但是，国民党并不欢迎自由市场经济。国民党的经济思想是&ldq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