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保证中国社会的平稳发展，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允许人民监督政府，早已成为民间的共识。毛泽东死后，1979年民间就有人提出了批判毛泽东和进行民主建设的问题，1989年民间更大规模地提出了反对腐败和实行民主的问题，但有关活动都被官方镇压。1989年之后，前两年出现的一丁点儿表达民间意见的环境再次消失；此后民间的声音已经没有任何公开表达的渠道，社会矛盾日积月累，许多人对中国的前景已经感到不寒而栗。

　　提到了邓的改革之后，笔者已经不能说得再多。根据司马迁以后的中国传统，历史学家的任务在于总结过去，客观现实要求他对与当前政权密切相关的问题保持沉默，以防止学术讨论演变为政治灾难。当然在中国走出中世纪之后，这样的禁忌将不复存在。笔者衷心希望，中共当局的改革能够比清朝的洋务运动做出更多的成绩；但就目前的形势来看，笔者还不敢乐观。

　　中国近两百年的历史，就是一部渴求现代化的历史。十九世纪，随着英国对中国的入侵，中华民族在苦难中开始了走向现代化的历程。到了清末民初，中国似乎找到了实现现代化的正确方向，但满清政府崩溃之后，有枪阶级开始横行于世，再加上日本的入侵，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被迫中断。后来的中共政府，不愿再借鉴欧、美历经检验的现代化经验，反而希望借助国外一些最时髦的学说使中国超越现代化的西方；这些不成熟的理论与专_制思想相结合，给中国带来了更深的苦难。在这种苦难和渴望的交织之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走过了近两个世纪；今天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离现代化原来还相当遥远。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主要为政府所控制，广大人民难以主动参与，因此现代化建设往往成了当局者的游戏。对当局者来说，现代化往往只是一个维持其统治的工具；因此近代中国的几乎所有统治者都试图将中国的现代化限定于物质层面，政治层面不准涉及。因此，现代化常常被理解成只是经济的增长。但保留专_制制度而又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在世界上却难以见到真正成功的先例。200多年前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指出：一个自由的社会制度，是国民财富增长的前提。一个社会如果不能给人们提供自由发挥其才能的环境，而是对人处处约束、设防，那么就根本无法发挥人们的创造性。当然，专_制社会主要依靠的是其官吏，有些专_制者可能认为靠着他的官僚即可实现经济的现代化。但实际上，官僚们都是“寻租者”，他们总想着利用自己占据的国家权力为自己谋取利益；想靠他们去实现现代化，无异南辕北辙。

　　今天中共的改革，又开始了中国（大陆）走向现代化历程的第二个循环。不过，虽然中国现在又在追求现代化，但对于什么是现代化，我们许多人到目前为止恐怕还还没有得到正确的认识。其实，即使我们将现代化限定于经济层面，也不能指望由政府出面来主导经济建设。经典现代化理论认为，“经济现代化的起码标准是，使私营企业迅速发展起来，经济系统获得独立。国家与经济系统的关系，主要是提供法律来保障市场的运行，以及在市场机制失调时进行宏观干预（尹保云《什么是现代化》第136页）”，国家决不能对企业进行控制。但学者们研究发现，在许多追求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包括现在转型中的中国，各种经济组织，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私人企业，往往都想通过政府的权力来发财，“比如依赖政府的特殊政策而形成各种垄断、依赖，与政治权力的勾结等；而政治与行政权力又广泛地向经济组织渗透，利用各种借口维护既得利益、获取更大的寻租机会。这样，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可能获得‘自我持续增长’的能力，数字的增长只是在延续和巩固各种陈旧的体制（尹保云《什么是现代化》第136页）”。显然，要想实现真正的经济现代化，首先必须进行宪政改革，限制住政府的权力。

　　况且，现代化并不仅仅是经济的现代化。“经典现代化理论认为，除了财富的占有外，人还需要享有充分的自由和民主参与的权利等。因此，经济增长的概念，不能够单从经济方面理解。经济现代化不是单独进行的，它必须与其他方面的社会变化一致。经济增长引起社会其他方面的改变，而社会的其他方面的改变又促进经济增长，现代化是一个整体性的互动过程（尹保云《什么是现代化》第133页）”。从这个角度说，没有政治、社会方面的现代化，也不可能单独实现经济的现代化。

　　其实，我们不仅要实现现代化，我们更要想一想，我们为什么要实现现代化。人不仅需要吃饱穿暖，也需要自由和参与的权利，人毕竟是人而不是猪。从这个方面来说，现代化还“包括人民的政治参与意识的提高，社会自由（言论、出版、结社等）的扩大，参与组织（尤其是政党）的成熟，民主选举政治领导人，民众对决策的参与以及对政府行动的制约（尹保云《什么是现代化》第152页）”。排除了这些政治方面的内容，所谓的现代化无疑只是一场骗局。

　　一切现代化都是为了人，必须以人为中心。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阿马蒂亚﹒森指出，以人为中心，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是自由。因此，今后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以扩大人的自由为重点，特别是要赋予人们以政治权利；因为“就政治权利而言，政治参与本身是发展的目标之一部分，缺此无以谈发展（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第21页）”。

　　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也充分印证了这些说法的正确性。二十世纪头十年，清廷放松了对社会的控制，广大人民享有的自由不断增加，因而中国社会各方面都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中共近二十多年的改革，也是因为人民的经济自由有了相当的增加，才出现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局面。中国今后的改革，除了需要继续赋给人们以营业、迁徙、保有财产等与经济自由相关的权利而外，还应当将人们的自由权利从经济领域扩展到其他领域；并通过宪政安排，将人们的自由权利从法律上确定下来，让人们能够行使言论自由、民主选举等重要权利，切实地监督、约束政府，防止在中国出现新的暴政和腐败。只有这样，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才容易实现，现代化也才能真正带给人民以福祉。

　　在今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必须记住森的告诫：“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发展的主要手段（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第7页）”。

　　后记：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笔者重点参考了[法]佩雷菲特的《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美]斯塔夫理阿诺斯的《全球通史》、胡春惠的《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美]费正清的《伟大的中国革命》、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杨奎松的《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夏维中的《百年商业变迁》、耿云志等的《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沈志华编的《朝鲜战争：俄罗斯国家解密档案》、王俯民的《中华近世通鉴﹒主卷》、果鸿孝的《中华近世通鉴﹒经济专卷》、尹保云的《什么是现代化》、陈桂棣和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等著作，另外还参考了天林的《清末“预备立宪”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杨小凯的《百年中国经济史》、倪文尖的《再叙述：“上海”及其历史》、[美]柯伟林的《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华谱的《中共党史最新资料：〈季米特洛夫日记〉选介》、杨奎松的《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史研究的进展问题》等论文，本文的有些地方也直接采用了上述作品中的观点，但因时间仓促，未能一一加以注释，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