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揪出中国的赫鲁晓夫是防止“和平演变”的关键

　　1953年上台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开始大力向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和平攻势”，国务卿杜勒斯宣称要对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实行“解放”政策。这曾引起过毛泽东的注意，认为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策略有变化。自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两党开始发生原则分歧，到1959年中苏关系继续恶化。一方面，苏方片面撕毁协议，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并在中印边界纠纷中偏袒印度；另一方面，苏美关系开始改善，两国首脑在戴维营举行了高峰会谈。苏、美等国领导人和报刊还大肆指责中国的内外政策，被毛泽东视为“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这些情况促使毛泽东深入思考美国政策的目标与手段、苏联变化的性质与原因等问题。

　　1958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对各协作区主任的一次谈话中说：杜勒斯比较有章程，是美国掌舵的，要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他的讲话。1959年11月，毛又在一次讨论国际形势的小范围会议上再提和平演变问题。会前他让秘书找出杜勒斯近年来的三篇讲话，重新阅读，并由秘书根据他的谈话对每篇讲话各拟一个批注，连同杜勒斯三篇讲话的全文印发给与会者。在会上，毛进一步分析了杜勒斯所说的“基本上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这句话，指出：“这个所谓苏联世界，并不是讲苏联一个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是（希望）我们内部起变化。”毛泽东总的看法是：“这三个材料都是关于杜勒斯讲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问题的”，“希望大家看一看印的这个文件”。反和平演变的战略任务，从此提上了中共的议事日程。

　　中苏分歧的进一步加剧，使毛泽东把视线转移到国内和党内。从1960年起，中共报刊开始点名批判南斯拉夫的铁托，实际上是不点名地批判苏联的赫鲁晓夫。在党内，则明确指出苏联已经变修，要汲取他们的教训，并认为中国也已经有了“修正主义者”，就是彭德怀等人。在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指出：“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中国党内也有些人“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而且“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到9月召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时，毛进一步把阶级斗争扩大和绝对化，提出“如何对待国内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还提出把“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改称“中国的修正主义”。全会公报指出，“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

　　在1963年至1964年的中苏公开论战中，进一步阐述关于帝国主义冷战压力与“和平演变”策略，是社会主义国家阶级斗争和修正主义篡权的外部原因的观点。在1964年7月发表的最后一篇论战文章中，中共全面总结了苏联的教训，认为：“在今天的苏联，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在苏联社会上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完全适应美帝国主义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的需要。”这篇文章将毛泽东关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政策系统地归纳为十五个要点，其中已经含有后来被称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即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基本要素。文章最后强调，毛泽东指出了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性，“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

　　这时，越南战争逐步升级，美国把战火烧向越南北方。在紧张的国际形势下，中共中央1964年5、6月间召开的工作会议，突出地强调了防止“和平演变”、“防止修正主义”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从反修防修和防备世界大战的总体战略上布置了各项工作。刘少奇谈到南斯拉夫和苏联变修的教训，提议也想想我们会不会搞修正主义？毛泽东说：已经搞了。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拿在我们手里。他郑重号召向省、地、县传下去：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中央，各省要顶住。刘少奇接着说：各省可以独立。

　　此后，毛泽东等人对全国各级领导权“和平演变”的程度，对“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危险性，越看越严重。1964年12月他在一个批示中又提出中国有“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的概念。接着，在中共中央1965年1月14日发布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中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至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及其理论根据已经基本形成。一年后，毛泽东终于明确指出了谁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