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d”或“India印度”,但印度人直到穆斯林到来一直没使用这个词。穆斯林称他们征服的次大陆土地为“印度斯坦”。古代印度人使用“婆罗多的土地”来称呼他们居住的土地。“Bharat”是印度神中的一位雅利安国王,因此,这个词的含义更多的是文化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今日印度宪法使用两个词来定义其国家,一个是“India印度”,一个是“Bharat”,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印度历史上的一些王国或地区的名字,通常是用当地居住民族的名称的复数形式命名,而不是以自然景观命名。如古代的阿利迦、羯陵伽、潘查拉等,都是民族的名字。这种情况今日依然。今日印度的许多地名,如古吉拉特、泰米尔纳德、喀拉拉、孟加拉、那迦兰等,实际上都代表着一个占多数的民族群体、一种语言、一种宗教信仰。这也是印度人缺乏超越宗教、超越地域和种族的国家、民族意识的一个例子。
宗教的凝聚作用
说印度社会极其杂多样,说印度历史“合少分多”,还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在复杂、多样、分裂的背后,的确还有一些起着统一和凝聚作用的因素。正是这些因素赋予印度以统一的性质。否则,印度早就不成为印度,印度人也就不成为印度人了。
古代印度的凝聚力量主要是宗教,宗教以外的凝聚力是较微弱的。
尽管各宗教哲学派别的学说有很大的不同,但几乎所有的派别都接受业报轮回的学说,并都将摆脱轮回达到解脱树为人生最高的目的。知识分子都关心着相同的问题,即探讨纷繁世界背后的统一性和接近这个统一的途径。对印度教经典的理解不仅仅限于少数的哲学家和学者。印度教习俗和印度教精神在次大陆的广大乡村也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无论走到哪里,也不管哪个种族,操怎样的语言,吠陀知识以及掌握这些知识的知识分子婆罗门普遍受到尊敬,不可接触者受歧视的地位也都受到承认。印度教经典《吠陀》和《往事书》有许多地方版本,为多数人所了解。古老的宗教能给次大陆各地的人民以慰藉。不管是在喜马拉雅山的雪山之巅,还是在克里希纳河与科佛里河平坦的三角洲上,崇奉湿婆和毗湿奴的庙宇的尖顶高耸着。就是那些在信仰上不崇拜这些神祗的宗教团体也不能不置身于印度教环境中。两大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被翻译成许多地方语言在次大陆广为流传,由这两部史诗改编的故事、戏剧传说在民众中更是普及。这样,两大史诗不仅是印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还起着统一印度文化的重要作用。“在操泰米尔语和卡纳拉语的地方的宫廷里,古代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就像在西旁遮普的旦叉始罗和恒河流域上游的奈米莎林(印度教一圣地,在今锡塔普尔县,相传是古代圣者撰写《往事书》的地方)的知识界中一样被虔诚地研读着。”印度教文化不仅影响了所有的印度教徙,甚至也影响了外来的基督教徙和伊斯兰教徙。
宗教的统一作用还表现在民族认同上。在印度,宗教不仅是一种信仰和一种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一种民族认同,我们中国人把国家、民族看得比较重,正像“国家”、“民族”这两个名词本身表明的那样,中国人把“国家”、“民族”与自己实际生活的圈子——家庭、宗族密切联系起来,“亡国”几乎是“亡种亡族”、“亡教”的同义语,而在印度,对民族和文化的认同主要在宗教。人们生活的重心不在国家政治上而在宗教。在这种情况下,亡国未必等于亡族亡教。印度人曾经容许无数民族统治者君临其上,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他们不大在意什么人来统治剥削他们——无论是本地人或异邦人。对他们而言要紧的是宗教而不是政治;是灵魂而非躯体;是无数的来生而非暂驻的今生。外来民族可以占领国土、掠夺财富、焚烧庙宇、屠戳人民,却无法改变印度教信仰。国家灭亡而印度教不会亡,印度教不亡民族就不会亡。甚至那些最强有力的统治者也领略了宗教的力量:旃陀罗笈多皈依了耆那教,阿育王成了圣者,希腊人国王弥南陀虚心地向佛教徙请教,残暴的游牧民族首领迦腻色伽王最后成了虔诚的佛教信徙,阿克巴大帝几乎皈依了印度教。在本世纪内史无前例地统一了印度全境的伟人甘地,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家毋宁说是一个圣者。古代印度没有使用武力,其文化却在亚洲广大地区内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宗教上的巨大的凝聚力和影响力是印度屡被征服却未被同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值得印度人引以骄傲的。
殖民统治带来的副产品
近年以来,印度出现了新的、跨地区、跨宗教的凝聚力量。西方殖民统治既给印度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然而在客观上也为印度各势力的联合起了一定的作用。与古代异民族的入侵不同,英国是同较先进的工业技术一起进入印度的。为掠夺印度而修建的铁路、公路以及邮电通讯等设施第一次把次大陆各个孤立闭塞的地区联系起来了。
印度本来部族众多,语言多种多样,殖民政府把英语作为官方语言,使南印度操泰米尔语的婆罗门与北印度操印地语的婆罗门第一次有了交流思想的可能。
西方式现代军队的建立意义更为重大。这支军队与古代征服者土耳其人和莫卧尔人的军队不同:第一,征服印度之后不是根据作战功劳的大小分封土地,而是实行薪晌制。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受封者日后势力增大以致发展为地方割据势力的现象;第二,这个军队不是由单一种族、单一宗教信仰的人组成,军队中既有锡克人,也有泰米尔人。这实际上是在印度第一次建立了超越种族、种姓集团和宗教信仰的社会组织。军队的建立增强了英属印度政府控制社会的能力。它首先是用来镇压印度人民的反抗,对那些尚未在英国人直接统治之下的各个土邦起着很大的震慑作用,因而地方割据力量受到空前未有的强有力的抑制。另一方面,也起到了抑制反社会力量的作用:拦路抢劫、打家劫舍的盗匪受到围剿,以偷盗、抢劫、杀人为职业的“犯罪部落”受到打击。所以,如果说,英国人的征服与统治也像古代异民族对印度的征服与统治一样起到了系结各分裂势力的作用,那么这根系结的绳子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粗大更有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印度人才第一次有了“统一印度”、“印度民族”这样的概念。甚至可以说后来民族主义以及民族解放运动的出现和发展都是以英国人的征服所带来的统一结果为前提的。
以前政府力量弱小,政府的许多职能是由种姓集团和村落完成的。英国人建立统治后,采取了逐渐削弱种姓和地方集团的力量、强化政府作用的政策。现代印度人从英国那里继承了一套弹性较大的西方式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从整体上看符合印度社会复合、多元和分散的性质。这种民主是各阶层、各教派、各种姓集团的“狂欢节”,为他们提供了发泄不满的渠道或安全阀,从而维系着印度各种力量的平衡,达到了凝聚作用。一部无所不包的、世界上最长的宪法,为印度各民族、各宗教信仰、各地方力量提供了一个富有弹性的基本框架。印度现行的西方式政治制度有许多问题,但它的确起着将印度各种因素凝聚到一起的作用。首先,现代西方政治制度体现的“权力分散”原则,适应了印度历史上长期地方分权、中央对地方控制能力相对弱小的特点;其次,西方政治制度体现的“权力分享”、“权力平衡”原则,与印度种姓制度形成的权力模式相近。第三,现代西方政治制度体现的多元价值观、言论信仰自由原则,符合印度社会宗教信仰多样性的特点。独立后,印度语言、教派、种姓、民族等各种分裂因素一直是对其统一的挑战,但印度一直没有分裂,很大原因在于有了这根带有弹性的绳子,这种政治体制为印度提供了一种“胶合板”式的凝聚,国家、民族的统一系于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制衡,从而保证了整个国家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