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利亚没有进一步列举这些反革命组织、间谍和暴动组织进行“反革命活动和反苏宣传”的具体事例,这就使他的“理由”更接近定性性质,而不是论证性质。仅凭这些人们似乎无法判断这些人“对苏维埃制度的仇视”的程度和“反革命活动”的规模。如果政治局委员们没有从别的途径和渠道了解到更多有关波兰战俘和囚徒的情况——可惜,这样的途径和渠道至今还没有得到文件的证实——而只凭贝利亚这样一段文字,就在决定剥夺25700人生命的文件上签下自己的名字,至少是极其轻率的!

　　执行政治局决议的行动在以后两个月内紧张地进行。战俘们的个人案卷、侦查案卷和补充履历表由战俘营送到战俘管理局,经审查合格并签署处理意见后转交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专门处,在这里复审,其中一部分提交给副内务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亲自进行裁决;其余的则由按照政治局3月5日决议成立的三人小组处理。由梅尔库洛夫、副内务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经济总局局长巴·扎·科布罗夫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专门处处长列·佛·巴什塔科夫组成的三人小组,最多时一天“处理了”1287份案卷,这使他们哪怕对案卷进行稍微细致的研究都不可能。可以想象,他们能够做到的恐怕就只有在一份份名单上加盖印章了。既然政治局已经作出了决议,谁又能追究他们这种草率行事的责任呢?

　　2万余人被枪决

　　对所建立的战俘管理制度能够和平地解决与战俘之间的矛盾丧失了信心,才是导致悲剧的主要原因。

　　5月中旬,据战俘管理局统计,从三座专门战俘营被送去执行枪决的共14587人,加上其他地方送来的战俘,一共枪决了15131人。另有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监狱关押的犯人7305名,也一并被处决了。其中有一部分被枪毙的波兰军官的尸体埋在了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并在3年后成为这一悲剧事件的第一批无声的揭露者。

　　1959年3月,当时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谢列平在阅读了保存在克格勃的有关绝密案卷后,给当时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主席赫鲁晓夫写信,汇报了枪毙波兰军官、警察、间谍的情况。根据他提供的数字,在卡廷森林枪毙了4421人,在斯塔罗别利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分别枪毙了3820人和6311人。另有395人未被处死,而是转送到了尤赫诺夫营。在这些幸运地被“留下”的人员中,应国家安全总局第五处要求留下的47人,应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贝利亚、梅尔库洛夫)要求留下的258人,应德国和立陶宛要求留下的66人,其中德国人24名。

　　这些人中绝大部分都是苏联战俘当局认为“值得信任的人”和“有用的人”。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有关部门执行贝利亚1939年10月8日命令的工作成果。

　　苏联当局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决定对上述人员实施肉体消灭呢?这是一个就现有材料还难于做出准确回答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三座专门战俘营的战俘命运,从决定对波兰战俘实行“分类处理”的时刻起就已经决定了。他们是苏联体制下最难以信任和接受的分子。苏联领导人也许一开始对“改造”这些战俘还抱有希望,因此没有在抓获他们的最初几个月就处决了他们。

　　俄国学者指出:“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借助于工作人员和安插的密探查明,大部分波兰军官和警察虽然在十分艰难的被俘条件下生活了半年多,但在心理上和精神上却并没有被摧垮。他们并未背弃自己的祖国,未背弃自己的宗教,也未背弃自己的政治观点和道德价值观。苏联领导人指望‘改造’哪怕一部分穿上了军装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希望也落空了。”果真如此的话,那就只能说明苏联领导人在“改造”这批不是一般意义的战俘上缺乏应有的耐心。缺乏耐心,说到底,还是信心不足。苏联领导人对“改造”这些战俘丧失了信心,对所建立的战俘管理制度能够和平地解决与战俘之间的矛盾丧失了信心,才是导致悲剧的主要原因。

　　“减轻负担行动”

　　上述所有一切准备工作和行动,在内务部的来往信函里都称之为“减轻负担行动”。

　　1940年3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枪毙波兰战俘和部分在押人员的决议通过之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就已经对关押在三座专门战俘营的波兰战俘作出了最终判决,为执行这一判决而进行的准备工作也紧张地开展起来。3月初,内务部特别处会同战俘管理局,在莫斯科召开了有各战俘营特别科负责人、内务部押解部队指挥员和“古拉格”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两天的会议中讨论的主要问题有:“1. 战俘营为送走被判决人员做好准备;2. 在什么地方宣布特别会议的判决;3. 在什么地方向押解部队移交被判决人员,在战俘营还是火车站;4. 途中的业务工作;5. 后勤保障。”

　　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特别科科长科雷托夫提出,“考虑到这些人是一股最积极的反革命力量”,应像以前处理遣返回家和送交德国的波兰战俘一样,把他们按籍贯编排,“使被判决人员认为是将他们遣送回家”;“为了避免发生各种意外事件及阻挠,无论如何不能在我们这里宣布特别会议的判决,而要到他们将被关押的地方去宣布。”

　　3月中旬,内务部在莫斯科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各个相关部门仔细研究了执行政治局决议的具体过程。与此同时,三个专门战俘营和乌克兰、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部分别加紧整理战俘与被关押在监狱里的囚徒的材料。这些材料包括决定执行死刑人员的个人材料、侦查案卷和一份“三人委员会”之一、内务部经济管理总局局长科布罗夫制订的简单表格。这份表格一共四栏,包括姓名、被捕时间和地点、原任职和军衔及结论。其中最后一项决定着表格主人的最后命运。这些材料由各战俘营汇总到战俘管理局,审查合格后转送内务部第一专门处,第一处复审后在“结论”栏中填上初步处理意见。一部分材料提出送梅尔库洛夫亲自审查;其余材料和名单则送交给“三人委员会”。他们做出的判决即成最终判决。

　　被判处死刑的战俘不在战俘营执行枪决。他们将被送到加里宁、斯摩棱斯克、哈尔科夫州监狱,在那里向他们宣布判决并立即执行。梅尔库洛夫和“三人委员会”作出判决的名单向下发出一式两份,一份是给各战俘营的“发送人员名单”,一份是给上述三个州内务局的“接收人员名单”。实际上,这就是处决名单。把被处决人员从战俘营送往行刑地,由内务人民委员部运输总局负责。该局不仅事先制订了详细的运送计划,而且在进行运送期间,该局局长米尔施坦因每天向梅尔库洛夫报告情况。上述所有一切准备工作和行动,在内务部的来往信函里都称之为“减轻负担行动”。

　　执行人员获得了表彰

　　44人提高了月薪,81人每人一次性奖励800卢布。

　　从现有的材料看,处决行动在1940年4月的最初几天就开始了。从莫斯科派来的内务部机关领导人分别来到行刑的监狱,指挥处决行动。原内务人民委员部加里宁州局局长德·斯·托卡列夫后来讲到当时的情景:“将波兰人一个一个地带到‘红角’,即这里的列宁室,在那里核对资料——姓名、父名、出生年月……然后给他戴上手铐,带进准备好的那间囚室,用手枪朝后脑处开枪。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枪用的是德国造的‘瓦尔德’式手枪。一夜要处决200-350人。……尸体经过另一扇后门抬出囚室,扔在带篷的卡车上。然后用5-6辆卡车将尸体运到梅德诺耶村附近的掩埋地点。它紧靠着内务人民委员部州局的别墅区。地点是内务人民委员部警备处处长布洛欣选定的,他从莫斯科带来了两名挖土机手。”

　　在哈尔科夫,战俘们被从火车站直接运到捷尔任斯基大街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监狱,在那里执行枪决后用卡车将尸体运到距皮亚季哈特卡村不到两公里的森林公园内的第6区,埋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州局别墅附近。在斯摩棱斯克州,送来的战俘有的在监狱被处决,有的则直接运到斯摩棱斯克以西约15公里的卡廷森林里被枪毙。

　　就这样,关押在三座专门战俘营里的战俘和乌克兰、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监狱里的囚犯,一个月时间内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苏联当局为执行“减轻负担行动”进行了比较周密的准备,行动当中也没有出现大事故,为此负责组织和领导这次行动的有关人员还在内务部系统内部受到了表彰。1940年10月26日,贝利亚签发第001365号命令,给内务部中央机关和内务部加里宁州、斯摩棱斯克州和哈尔科夫州局的125名工作人员颁发奖金,奖励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专门任务”。44人提高了月薪,81人每人一次性奖励800卢布。

　　如果不是后来因为苏德战争爆发且德军占领了包括斯摩棱斯克州、哈尔科夫州在内的大片苏联地区的话,这一行动也可能永远是一个“谜”了。 ■

　　本文节选自《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吴伟。小标题多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