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政府也可能在适度开发的情况下，保持对基本资讯，特别是涉及其合法性来源的资讯的垄断，如禁止超出“框架”范围讨论重大历史人物与问题、不得传播、讨论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与弊病。但这种垄断只可能在所谓的主流媒体上做到，只可能在表面上做到，即使是口耳相传，人们也能够逐渐得知真相，并对政府宣传、主流媒体形成强烈的不信任感。如此一来，政府的合法性同样在丧失，只不过可能过程相对较慢，同时也较不容易觉察而已。但也正是由于不容易觉察，也才更危险，爆发出来时破坏性才更强。

　　要避免这种情况，最终走向公开性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必然选择，关键在于掌握好进度，以与整个社会的适应能力以及政府的合法性转型过程相匹配。关于社会的适应能力，也就是前面提及的被救矿工如何适应从“黑暗”状态到“光明”状态的问题。对一个社会与公民来说，在从新闻钳制走向舆论自由的过程中，理性与批判可能同样重要，宽容与真相应该都成为追求的目标。只要这样，一个社会才能慢慢适应从“黑暗”到“光明”的过程，才能避免过度地算历史帐，避免激发不必要的悲观与破坏情绪。

　　至于政府的合法性转型，即由那种把意识形态、领导人神话与政权能力作为合法性来源，转变为现代社会中通行的把选举作为合法性来源。如果民众确信当前政府及领导人是由他们自己选举出来的时候，这就是最为可靠的合法性来源。在苏联的例子中，后来戈尔巴乔夫在与叶利钦的较量之所以屡处下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仅仅是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间接选举出来的总统，而叶利钦却是俄罗斯选民通过普选直接选举出来的领导人，后者在合法性上更占优势。至于苏联共产党，也由于没有及时适应选举政治，最终在各级选举中均失去优势，最终失去政权。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确实有一个重大失职，那就是没有注意把苏共由于依赖传统合法性的政党转变为一个通过选举来获得合法性的政党。这种失误，不但导致了苏共的垮台，也导致了他的最终下台。

　　在选举赋予政府与领导人合法性的情况下，第一代领导人的历史功过已与他们没有关系，政府与领导人的能力表现当然仍是有影响的，但这种影响不在于选民会走上街头抗议，而在于下一次选举他们将会把选票改投他人。这对任何一个执政的政党来说都是痛苦的，但只要它做得好，仍会有在下下次选举中重头再来的机会，这比那些最终在街头政治甚至动乱中赶下台、甚至像苏共那样彻底垮台的政党来说，又要好上多少倍呢！

　　总的来看，公开性是一个大方向，而社会的适应能力与合法性来源的转变则是推行公开性必不可少的前提。对苏联以及类似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公开性不搞不行，但搞得太快了同样不行，如何适度地把握、推进公开性，考验着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