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叶利钦时代的基本评价

　　2001年12月，叶利钦对俄罗斯电视台《明镜》电视节目发表谈话，对其八年的总统生涯做了自我评价：他"作为俄罗斯的首任总统负有重大的历史责任"，他犯过"策略性"错误，"不是所有决定都是正确的"，但是"没有犯影响到俄罗斯历史和其发展的战略性错误"；正是在他的任内，"俄罗斯走上了正确道路，它的面貌已焕然一新"；如果他不坚信改革不可逆转，是不会自动退职的。然而，大多数人并不同意他的这种评价。

　　1999年12月31日，叶利钦总统辞职，这为俄罗斯人从执政者的角度(不再是仅仅从民间角度)评价叶利钦时代提供了可能，继任者的前进轨迹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系。普京说："过去的十年，对俄罗斯来说是变化巨大的十年，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是革命的十年。" [1] 同时，他又指出："俄罗斯正处于其数百年来最困难的一个历史时期。大概这是俄罗斯近200～300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抑或三流国家的危险。" [2] 普京上任以来对过去政策所作的大幅度调整和修正，可视为从实践上对叶利钦时期许多做法的否定。如果更深入地研究普京的经济、政治和外交政策，还会发现他的出发点与叶利钦有着质的不同。

　　对叶利钦上任时所承接的政治遗产与他离任时所留给其后任的"财富"这两者进行比较，可提供另一个参照系，从中能够看到叶利钦值得骄傲并可以留给后人的是什么。正如曾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委员会成员的政治学家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所说："叶利钦在离开自己位子时留给自己继承人的，是一个多少已经得到巩固的政权，是社会和政治精英集团的心态已发生有利于加强国家、军队和联邦关系的转折，是已经出现的要结束俄罗斯国家的新封建主义分散状态的决心，是站在弗拉基米尔·普京身后的一个在政治上相对团结的阶层，这批人拥有占压倒优势的行政、信息和金融资源来保证普京可在2000年3月的总统选举中获胜。这里还应加上一种政治资源，那就是杜马中的大多数能支持执行权力机构和克里姆林宫，这种资源是叶利钦总统在他整个执政年代中都不曾有过的……在国家建制这个方面，叶利钦交到普京手里的机构体制要比他自己在1991年时得到的那个机构体制有效得多了。" [3] 这些就是叶利钦时期为数不多的成就，这些成就主要表现在社会政治领域。·而在经济上则很少有人能够做出正面的举证。普京所说的国家"正处于其数百年来最困难的一个历史时期"，主要是指经济大衰退以及由经济状况所引发的各种危机事态。有人认为：尽管经济上很难做出正面举证，但在政治上叶利钦时期取得了巩固民主化的成果。这是对叶利钦时代进行评价时的主要争论焦点。如何看待这一时期俄罗斯改造所取得的政治成果，是不能回避的问题。

　　俄罗斯十年转轨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整个国家发生了制度性、根本性变化。但是，衡量一种社会制度的变化是进步还是倒退，最基本的标准是看其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还是阻碍或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以此为标准，不能不得出两点基本的结论：第一，由于叶利钦时期社会变革付出的代价极其惨烈，这种变革总体上是不成功的；第二，这一时期所取得的政治成果并没有有效地促进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发展，相反，频繁的政治斗争对社会发展有着严重的负面效应。

　　从社会发展角度看，对比苏联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叶利钦时代的"功劳"不在于它取得了多少成绩，而在于它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方向。"现在国家绝大多数居民在同等程度上消极评价旧的"极权"现实和新的"民主"现实。但是，在对这两者进行必择其一的选择时，无疑偏重于后者。" [4] 这里不是说新的民主制取得了多少进步，或者现实有多么美好，对"极权"与"民主"的评价是同等消极的，这只说明大多数俄罗斯人不愿意回到在他们看来是没有出路的过去，仅此而已。然而，在世界各国经济竞争和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现时代，一个国家耗费近十年的时间纠缠于政治斗争，而任凭经济长期衰退，就算它取得了某些政治变革成果(如民主化的加强)，这些成果又有多少意义?

　　俄罗斯以一种激进的、革命的方式破坏了僵化的苏维埃制度，试图按照西方的范式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制度，这种建设过程至今远未完结。也就是说，俄罗斯在较短时间里完成了破坏旧制度的任务，然而建立新制度的历程却异常艰难和漫长。在这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中社会付出了经济下滑、国力衰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惨重代价。对于普遍贫困的俄罗斯人民来说，他们享受到的“民主成果”是否过于“奢侈”?

　　更可悲的是，俄罗斯耗费十年时间取得的民主成果实际上是很有限的，现实的情况是：俄罗斯建立的是大权独揽的“总统集权制”，议会权力相对很小，无法形成真正的权力制衡；司法权从属于执行权力，其独立性受到严重干扰；舆论工具被权力和金钱所操纵；党派利益、集团利益至上严重干扰了决策的科学化；国家的政治进程和经济活动实际上控制在一小撮人手中；权力与金钱的交换、腐败和利益的私相授受仍是社会普遍现象。这一切都说明，在一个既没有民主经济基础，也没有民主文化传统的国度里，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建立真正健全的民主制。

　　激进的政治经济变革造成社会结构剧烈而巨大的变化，相当多的居民沦为赤贫阶层，成为政府政策的受害者，成为反对派的社会基础。而靠政权扶持、培育起来的私有者阶层从整体上说又十分软弱、自私、贪婪，难以承担支撑国家的重任。在这种情况下激烈的政治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叶利钦时期政治斗争无休无止的原因之所在。这种政治斗争与其说是民主的反映，不如说是社会分裂的表现。

　　总之，叶利钦时代是俄罗斯民族近300年历史中最暗淡的时期之一。

　　二　关于俄罗斯发展道路

　　上述基本评价一旦成立，下面的问题便接踵而至：既然十年来俄罗斯国家和民族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那么，它所走过的是一条什么样的社会转轨道路?它为何选择这样的发展道路?这种选择的必然性何在?

　　概括地说，俄罗斯走的是一条以政治为中心、政治改革优先的发展道路。这条发展道路是由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俄罗斯“民主派”是在苏联剧变和解体过程中经过激烈政治斗争执掌国家政权的，在他们夺取政权后政治斗争的硝烟不仅没有消退，反而更加浓烈。政治的核心问题是政权问题。面对依然强大的传统社会结构，“民主派”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保住和巩固政权。在此背景下，叶利钦政权采取的政治改制、经济改革、外交“倒向西方”等一系列战略措施，都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作为当时社会主流意识的代表，“民主派”天真地以为，只要照搬西方的自由市场模式，就能够在短时间(比如说“500天”)内摆脱苏联晚期形成的尖锐的经济危机，实现俄罗斯民族的快速振兴。激进的、“休克疗法式”的经济改革方案应运而生了，它不仅可以使俄罗斯社会一夜间迈入梦寐以求的被寄予无限遐想的自由市场经济，而且还可以根本铲除苏维埃制度赖以生长的土壤——公有制，摧毁旧的社会结构，通过私有者阶层的发育与成长来构筑新政权的社会基础，最终取得对“共产主义势力”的彻底胜利。简而言之，俄罗斯走上激进的转轨道路是由当时尖锐的经济危机、激烈的政治斗争和社会主流意识决定的，这些条件的综合作用使这种道路选择具有必然性。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道路选择问题上社会主流意识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俄罗斯，否定苏维埃70年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的不仅是“民主派”，而且已成为当时的社会主流意识，这是俄罗斯“民主派”何以能够夺取政权的基本原因之一。苏联解体所遗留下来的深重危机和社会主流意识大大限制了俄罗斯的选择余地。“……到1991年年底，总统和这个班子对经济政策方针的各种实际方案所能进行的选择已经是相当有限的了。无论如何他们已经不能选择，比如说不能选择中国的改革方案，不能采用施行渐进措施的那种办法了。正如盖达尔有一次正确指出的，要这样做，就需要有另一种更强有力的政权和调整好的国家领导经济的体制。而这样的政权和体制实际上在同联盟中央斗争的过程中已经被破坏了” [5] 。这种情况使得俄罗斯长期不能摆脱政治和社会意识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激进的、“休克疗法式”经济改革方案的实施导致国民经济的大崩溃，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政治目的，反而使政治形势进一步恶化。俄罗斯陷入了经济与政治相互制约而非相互促进的“怪圈”。经济的崩溃使叶利钦政权岌岌可危。经过激烈对抗，以1993年十月流血事件为界碑，俄罗斯“民主派”终于巩固了权力，确立了以总统制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政治改革基本完成。但是，随着叶利钦权力的巩固，其错误的社会经济政策也变得不可逆转。国家经济形势的每况愈下，反过来又为新一轮政治斗争提供了基础。因此，如何保住政权是叶利钦执政八年中始终面对的首要问题，为此不惜牺牲经济。由此就不难理解：叶利钦何以不管经济(交由政府去管)，而把主要精力用于政治斗争和政治权术；当发生社会危机时，叶利钦往往指责政府经济工作不力，通过换将方式推卸他作为总统应负的责任。政治上变来变去，“政治地震”频仍，成为叶利钦时代的一大特色，这也是人们把俄罗斯的转轨道路概括为政治改革优先的原因所在，但这种“政治改革优先”不过是“保住政权优先”的代名词。

　　说叶利钦不重视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误解，实际上他很清楚搞好经济的重要性。在取得了对联盟中央的胜利后，他立即推行“休克疗法式”经济改革，幻想着经济的快速振兴。1996年大选获胜、再次赢得执政时间后，他很快任命了两位新人为政府副总理，试图借“年轻改革家”的冲劲推动新一轮经济改革。但是，经济改革基本方针的错误以及1998年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