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文章利用历史资料、考古成果、民族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的指示,尤其是维吾尔族古代的历史记载,论述维吾尔族的族源为十姓回纥(袁纥)和九姓乌古斯(护骨)。早在东晋十六国时期,这两大部族即游牧于蒙古高原的北部和中部。维吾尔族的发祥地也应当是蒙古高原,不是新疆的塔里木盆地。
一、先秦至汉唐,塔里木盆地各处土著的种族成分、语言文字和生产方式
先秦两汉时期,塔里木盆地西南有西夜、蒲犁、依耐、无雷等国。《汉书•西域传上•西夜国》记载:“蒲犁及依耐、无雷,皆西夜种也。西夜与胡异,其种类氐羌行国,随畜逐水草往来。”上述记载中的“胡”是指“西胡”,主要指从事农业生产或商业的阿姆河两岸居民栗特族。同书又记载“无雷……衣服类乌孙,俗与子合同。”我们知道,乌孙西迁伊犁河流域后,其国居民多为塞种人。塞种人讲印欧语系的东伊朗语,从事畜牧业生产。同书又记诸国的西邻,帕米尔高原东部的桃槐、休循、捐毒等国,“民俗、衣服类乌孙,因畜随水草,本故塞种也。”两相对比可知,塔里木盆地西南、帕米尔高原东麓的西夜、蒲犁、依耐、无雷等国,其土著为塞种人,其语言为东伊朗语,其生产方式为游牧业。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其地虽然国有分合和变化,但是,种族成分、语言文字和生产方式则变化不大。
先秦两汉时期,塔里木盆地西部有一大国,名叫“疏勒”,其境域约略相当于今新疆喀什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南部。“疏勒”的国名很有来历,原来在中亚阿姆河的中游和下游,居住着一个人口众多的古老民族,名叫“栗特”(sogdak),因为该族上古曾长期受波斯帝国的统治,其居住地又邻伊朗高原的东部,所以其人皆操伊朗语,而东部伊朗语则称栗特人为sulik,汉晋时期的汉字音译为“疏勒”,隋唐时期则又译为“窣利”、“苏哩”。又,根据新疆的考古资料可知,汉朝时期西域的尉头国(今新疆阿合奇县)、姑墨国(今新疆巴楚县)、温宿国(今新疆乌什县)等地的居民也都操东伊朗语,可见他们也是东迁的栗特族人的分支。根据以上史实,可以得出确实的结论,自先秦两汉至隋唐时期,疏勒及其东邻诸国的居民,其种族和语言与维吾尔族的祖先——回纥和回鹘绝然不同。
在塔里木盆地南缘中部,于阗是一个大国,其西有小国皮山,其东有小国渠勒和扜弥。从考古发现的上千干尸来看,先秦时期于阗及其周围诸小国土著居民的体型为地中海类型的雅利安人种,应是塞种人的一个分支,其语言无疑属东伊朗语分支。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佛经称之为“无忧王”,生活年代为公元前?年至公元前232年)执政时,曾因政治斗争,将北印度的贵族及其部众驱逐出境,其人逐渐北迁,后来进入于阗,并成为统治者。《大唐西域记》是这样记载其事的:“(瞿萨旦那国,即于阗国)王甚骁武,敬重佛法,自云毗沙门天之祚胤也。昔者此国虚旷无人,毗沙门天于此楼止。无忧王太子在口旦叉始罗国被抉目已,无忧王怒谴辅佐,迁其豪族,出雪山北,居荒谷间。迁人逐牧,至此西界,推举酋豪,尊立为王。”因为这个被谴的辅佐是北天竺犍驮逻国都城“布路沙布逻”的首领,其统率的豪族为“布路沙布逻”的大族,而“布路沙布逻”的汉语音译为“丈夫域”、“豪杰域”,汉语音译又多作“毗沙门”,其地即今巴基斯坦的大城白沙瓦。
因此,其族和于阗土著尊奉迁居于阗的新王为“毗沙门天王”,汉语音译为“多闻天王”,有时直称之为“北方天王”,故而称此后的国王为毗沙门天的祚胤(后裔)。这些北印度移民是何时迁居于阗的?这可从佛教传入于阗的时间去推测。阿育王执政时,国人皆崇信佛教。因此,这支北迁的豪族走到哪里,佛教也一定随之传到那里。据《后汉书•班超传》记载,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班超出使于阗国时,于阗王及其国人皆信萨满教,并以萨满巫师为国师,其地毫无流传佛教的踪迹。班超之子班勇经营西域,任职为西域长史时,在其调查和著述的西域诸国,包括于阗国的情况中,也不见佛教传入的任何史实,可见佛教传入于阗,必在班勇于东汉顺帝永建二年(公元127年)离开西域以后的事。由此推测,北印度首领统率的豪族迁居于阗,并成为于阗国的统治者,必在公元150年左右。根据历史记载,北印度的统治者和民众多属塞种人,操东伊朗语,孔雀王朝时应用佉卢文,故而东汉后期的于阗国王族及居民多为塞种人,操东伊朗语(语言学称之为“和阗塞语”),自公元2世纪中期至4世纪末,通用佉卢文。于阗国的佉卢文书,曾在鄯善国遗址中发现过多件。综上所述可知,自先秦至隋唐,于阗及其周围的土著及移民,主体为塞种人,讲东伊朗语的一支——塞语,长期应用过佉卢文,与维吾尔族的祖先无关。
塔里木盆地北缘中部和东北部,先秦两汉至隋唐时期,存在龟兹和焉耆两个大国。从库车县麻扎莆塘古墓西汉初年人头骨的检测可知,公元前3~2世纪的古龟兹土著居民为地中海型的雅利安白色人种。又从龟兹汉晋遗址中出土的舍利盒上绘画的《作乐图》看,龟兹王族和土著居民也是雅利安白种人形象。从和静县察吾乎沟考古发现的人头骨检测,春秋战国时期焉耆的上古土著居民也多为白色人种。当时的龟兹国和焉耆国土著讲的是什么语言?近代在新疆库车和焉耆出土了一些用婆罗谜字母书写的吐火罗语佛经,曾在学术界掀起一股研究的高潮。学者们皆称库车发现的吐火罗语为乙种吐火罗语,焉耆发现的吐火罗语为甲种吐火罗语,认为它们与中亚贵霜王朝的吐火罗人语言有密切的关系。1962年至1963年,考古学家在克什米尔的遗址中,发现了贵霜王朝铸行的钱币,上面铸有“赫吾提神”的真正吐火罗语佛教颂歌,其语言与库车和焉耆发现的吐火罗语差别甚大,于是,学术界改称乙种吐火罗语为“古龟兹语”,甲种吐火罗语为“古焉耆语”,并且肯定它们属印欧语系的西支克敦(kantun)语组。总之,先秦两汉至隋唐时期龟兹国和焉耆国的土著居民,无论体形和语言,都与维吾尔族无关。
先秦两汉至南北朝时期,塔里木盆地东南部有大国楼兰,后改名为鄯善。其国东有婼羌,西有小宛、戎卢、且末、精绝等小国。东汉后期,诸小国皆为鄯善所兼并。楼兰的国都在罗布泊北岸,孔雀河下游。新疆的考古学家在孔雀河古墓沟发现了一些干尸和人头骨,经过我国人类学家的检测,先秦时期的这些土著皆属高加索类型的雅利安人种,他们源自欧洲,途经高加索,先东迁至阿尔泰山周围,然后又南逾天山,迁居罗布泊周围。楼兰改名鄯善后,首都迁徙至罗布泊西南的扞泥城(遗址在今新疆若羌县的县城附近)。新疆的考古工作者在该城遗址东北郊的孤台东汉墓葬中,一共发现了六个人头骨,为五男一女。经我国人类学家检测,肯定五个男子属地中海东支的雅利安人种,他们自欧洲,经今伊朗高原,又逾帕米尔,迁至塔里木盆地的,只有女性属蒙古人种。而罗布泊东部及婼羌国境,先秦两汉时期的土著则多为羌族。鄯善国最早通用的文字为佉卢文。近代在鄯善国的古遗址中先后发现了近一千件佉卢文文书,它们都是公元3~5世纪鄯善国的文物。世界诸多语言学家对佉卢文记录的鄯善国语言加以认真研究后,肯定它属于印欧语系的西支克敦(kanten)语组,与古龟兹语和古焉耆语相近,但多有本地方言的词汇,因而称之为“鄯善俗语”或“尼雅俗语”。鄯善国东部的土著羌族则操汉藏语系的羌语。总而言之,先秦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楼兰或鄯善及其周围诸小国的土著居民,无论人种还是语言和文字,也与维吾尔族的族源风马牛不相及。
无论考古发现,还是历史记载,都能充分地证实,自先秦至隋唐,塔里木盆地的土著居民,都不是维吾尔族的族源,塔里木盆地也不是维吾尔族的发祥地。
二、维吾尔族的上古历史和活动地域
维吾尔族祖先的名号,始见于《北史•高车传》,其内容是:“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高车、丁零……其种有狄氏、袁纥氏、斛律氏、斛批氏、护骨氏、异奇斤氏。”其中“袁纥”的原音当作on uyghur,汉字直译即是“十姓回纥”,它是十个氏族的回纥组成的部落联盟。“护骨”此后又译“纥骨”、“乌护”,其原音当作hugur或uguz,此后多作“九姓乌护”,原音皆作toguz uguz,它是由九个氏族的乌护人组成的部落联盟。袁纥和护骨是高车族中人口众多的两大强部。从上述记载可知维吾尔族的祖先袁纥和护骨,其名号始见于东晋十六国后期,相当于公元4世纪中期。
公元4世纪后期,拓跋鲜卑在今内蒙古中南部、辽宁西部、山西和河北的北部,建立了代国,它是北魏的前身。高车与代国相邻,每逢秋高马肥,经常南下侵扰代国,终于引起代国大举北征高车。《魏书•太祖纪》说:“(登国)五年春三月甲申,帝西征,次鹿浑海,袭高车袁纥部,大破之,虏获生口、马牛羊二十余万。”“登国五年”相当于公元389年。“帝”指北魏太祖道武帝拓跋珪。“鹿浑海”指今蒙古高原中部的鄂尔浑河流域,高车的袁纥部(On uyghur,即十姓回纥)即游牧于此地。它们居住在高车居地的南方,按中国古代的方位观念,可称之为“高车南部”。但因高车人的方位观念与中国古代的人有顺时针90°的差角,中国古代所谓的“南方”,高车人则称“西方”,因此,照高车人的说法,鹿浑海一带的袁纥部人,属于高车西部。经过登国五年一战,以袁纥部为首的高车族人损失惨重,实力大减。
九年之后,道武帝又统大军北征高车,此战役规模更大。不到四年,道武帝再派大军北征,高车又受重创。《魏书•太祖纪》记载:“(天兴六年十月)丁巳,诏将军伊谓率骑二万北袭高车……十有一月庚午,伊谓大破高车。”这段记载十分简略,不知被袭的是高车何部,而《北史•高车传》则记载得很清楚:“(道武帝)后诏将军伊谓帅师二万骑北袭高车余种袁纥、乌频,破之。”“乌频”是“乌顾”的误写,为“护骨”的异译,可知此役被袭的,也是高车的强部“袁纥”和“护骨”,他们都是维吾尔族的祖先。高车的衰败,给邻族柔然创造了崛起的天机。柔然首领社崙统率部众,北侵高车,迅速征服诸部,统一蒙古高原。于是,社崙自立为可汗,创建了柔然汗国。从此,高车成了柔然汗国的属部。柔然四出征战,皆以高车的精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