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失其鹿，天下逐之。在隋朝灭亡的废墟上，大唐帝国冉冉升起。

　　唐代也把郡改为州，由于州的数量太多——达300多个，中央政府管理起来很麻烦，据说唐太宗苦于记不住各州长官们的名字，只好将它们写在屏风上。于是，他在即位之初的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便将天下分为十个监察区，称“道”。其中江南道包括长江以南、南岭以北、西至今贵州、东至海——几乎有半个中国这么大。由于这一次区划的数目实在太少，南方各区大多过于广袤，到了“爱美人不爱江山”的唐玄宗时期，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又将道的数目增加到15个。其中，原来的江南道从西到东依次被一分为三分为黔中道、江南西道、江南东道。

　　不过，此时的道仍旧只是朝廷派遣京官巡察州县的监察区，只是在安史之乱以后，负责巡察的观察使大多由手握军政实权的节度使、团练使等兼任，于是道便由监察区演变为州县之上的地方最高行政区。

　　就在这个情况下，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江南东道又被析为浙西、浙东(浙东与浙西时有分合)、宣歙、福建四道。浙东和浙西，常常并称“两浙”，它们的地域大体继承了昔日的会稽郡；两者的界线接近钱塘江，也一如吴郡和会稽郡分治的旧例。

　　到了唐朝的后期，两浙所辖的州名，有的变成了今天的地级市的别称，还有的，干脆一直用到今天。

　　从北往南，当时两浙共有13个州：润州（治所今镇江）、常州、苏州、湖州、杭州、台州、温州、衢州、越州（治所今绍兴）、明州（治所今宁波）、睦州（治所今建德）、括州（后改处州，治所今丽水）。

　　唐末大乱，军阀混战，两浙的大部分地方最终被杭州人钱镠夺取。到公元907年，篡位建立了后梁的朱全忠（这名字可真讽刺）封钱镠为吴越王，这就是五代十国中享国最久的吴越国的来历。
吴越国一直对中原政权称臣，以抵御来自邻国，南方最强大的割据政权——由原来唐朝淮南节度使杨行密建立的吴国（南唐）的强大压力。吴国的统治中心在淮南地区，它开始建都在扬州，后来又把南京作为西都，本和两浙无关。但它觊觎两浙的膏腴之地，和吴越军在太湖平原和长江上大战三次，最终占有了旧两浙路的润州和常州。吴（南唐）和吴越的分界大抵在现在的无锡和苏州之间。

　　从钱镠开始，吴越国修筑钱塘江捍海石塘、治理太湖，开凿灌溉渠道，疏浚西湖，整理鉴湖，建设苏州、杭州城，“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称虽然是宋代才有，美景却是吴越国时奠定的，不过，苏杭似乎应该倒过来叫杭苏才对，因为当时杭州是吴越和南宋的首都，要比苏州地位高得多。

　　当时的诗人贯休和尚曾经献给钱镠一首《献钱尚父》，内有名句“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 不过如前面所说的，两浙全境只有十三个州，而且润州和常州还不在吴越统治之下，当然吴越国自己还是认为润、常是自己的地盘，因为钱镠做过唐朝的镇海军节度使，而镇海军节度使的驻地就是润州。

　　但是，到了吴越国的中期，两浙倒真的变成了“十四州”，原因是：苏州又拆分了！公元940年，吴越在苏州东、南的几个县建立了秀州，州府设在嘉兴县。

　　虽说两浙十四州成真，但总归有两个州在他人治下，名不副实毕竟是件恼人的事情，于是吴越国一直在窥视邻国南唐的变化，等到公元974年，宋军大举进攻南唐时，吴越军终于“收复”了常州和润州，并在次年，和宋军一起攻下了南京。

　　只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话虽然是宋太祖说给李煜听的，道理却是一样适用吴越国，全据两浙十四州后才3年，吴越国就走到了它的尽头。公元978年，吴越向宋廷“纳土”归降，献出两浙“县八十六，户五十五万六百八，兵十一万五千三十六”。

　　五代十国就像一段短短的插曲，中国又回到了“大一统”的历史轨迹上，宋朝除了把唐朝的“道”改成“路”以外，一切如旧。于是两浙道，变成了两浙路。

　　自从秀州从苏州分出以后，两浙的大部分区划已经固定，特别是南部的州府的边界稳定了超过900年。但是名字还在变来变去，像方腊起义以后，宋廷为了“教训”当地的“暴民”，把睦州改成了严州。到南宋时，苏州变成了平江府，秀州变成了嘉兴府，杭州变成了临安府，越州变成了绍兴府，明州变成了庆元府。

　　江浙登场

　　现在提起江浙，第一反应可能是江苏省和浙江省的简称，不过在800年前，当“省”的称呼刚刚出现的时候，江浙两字却是不能分开的。

　　公元13世纪，蒙古铁骑席卷欧亚，在艰难抵抗了四十余年后，随着陆秀夫在崖山投海自尽，延绵300年的宋朝画上了悲壮的句号。1279年开始，成吉思汗的后代建立的大元，建立了对全中国的统治。来自蒙古草原的元朝统治者对中原典章是陌生的，这也使得他们有了不受传统制度束缚的创新能力。就连“大元”的国号，也是来自《易经》，而不像此前的朝代名称，都可以从先秦诸侯的国名里找到。行省就是在元朝出现的，并一直用到今天。

　　元朝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江浙行省，再次从长江延伸到南岭。基本是唐朝江南东道的范围。而就在南宋的志士尚在闽粤苦苦挣扎的1277年，同时也是元朝占领江南的第二年，300年前才从苏州分出来的嘉兴，也被拆分了，元廷把嘉兴的华亭县升为华亭府。一年后，华亭府改名松江府（松江名称以境内有吴松江得名。吴松江最早见于《后汉书·左慈传》，本谓吴地松江，至宋始称吴松江，明、清作吴淞江）。不过这个府当时只有华亭一个县，直到1292年（至元二十九年），才分华亭县东北境置“上海县”。在名城云集的江南，在“人间天堂”的苏、杭光环照耀下，当时不会有人注意到这个不起眼的小县城。

　　元代的统治腐败而残暴，阶级矛盾混杂着民族矛盾，“贫极江南，富称塞北”，公元1351年终于爆发了红巾军大起义，起义的烈火迅速烧遍全国，1368年，在“驱逐胡虏”的口号下，徐达将军率领的大军克复大都（北京），元顺帝退逃漠北，中国历史进入了明朝。

　　明太祖朱元璋建都南京（应天府），自然要在周围划出一大片地域作为京师直隶，于是作为财赋主要来源的太湖流域就全部划归京师，因此两浙从此被彻底分割，浙西的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嘉兴湖州都归属了直隶。而浙东各地和浙西的杭州则建立了浙江省。

　　由于朱元璋是凤阳人，他手下的功臣宿将也大多是淮西人士。出于乡土之情，他让凤阳也享受了京师的待遇，所以直隶的北界就越过了淮河。后来朱元境大概也感到浙江作为一个省实在太小，而且省会杭州就紧靠省界，才在1376年（洪武九年）将太湖以南的湖州、嘉兴二府划给了浙江。从此，浙江省内部也有了上八府和下三府的说法，前者指浙东各地，后者就是指原来两浙西路划归浙江的湖州、嘉兴和杭州三府。

　　明朝延续了276年，在永乐皇帝迁都北平（改称北京）以后，南京应天府作为留都管理着南直隶的广大地区，在明末农民起义军把崇祯皇帝逼得上吊煤山以后，南京官员仓惶拥立弘光帝，建立了南明小朝廷。

　　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645年清军大举南下，只在扬州遇到了史可法督师的抵抗，其余明朝官吏大多望风而降，于是清军轻易平定了江南（剃发令引发的江南各地自发反抗乃是后话）。这时清朝统治者马上遇到一个问题：如何处理明朝留下的过于庞大而且地位特殊的南直隶省？在摄政王多尔衮为之召开的御前会议上，会上居然出现七种了主张，且全部主张建置高于行省规格，但是都被多尔衮否定了，他下令以明南京的辖区为范围，设省一级地方政权建置。“本朝定江南，改应天府为江宁府，罢南直隶。改设江南布政使司、按察使司，驻江宁府”。

　　但是这个江南省也是过于庞大，政务繁忙，按照旧例拆分也是顺理成章的。多尔衮设立了一个江南省，而这个江南省内部隐然分成了三个省：“设江南巡抚，驻苏州，领江宁、苏州、松江、常州、镇江五府。别设凤庐巡抚，驻淮安，领淮安、扬州、及凤阳、庐州四府，徐州一州。至安徽等五府三州，则又以操江兼巡抚事领之”，简单地说，就是以长江为界，苏南为一省，皖南为一省，苏北皖北合为一省。

　　之后出于均衡财赋等方面的考虑，清廷终于正式把江南省由北到南地分为东西两部分，最终形成了江苏、安徽二省。不过和其他省份不一样的是，江苏省内部俨然也是个双头政治，别的省只有一个主管民事的布政使，而江苏省却有两个，旧属两浙西路的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四府和从苏州府拆分出来的（不知道是第几次了）太仓直隶州归江苏巡抚驻苏州布政使管辖，江苏其余地方归两江总督兼江宁布政使管理，虽曰一省，俨然两属。这个情况持续到清末，除了1905年，出于安置废除漕运后的冗余官员的考虑，江苏的江北地区短暂建立过一个江淮省。

　　明清两代，建都北京，朝廷仰赖江南漕运，两浙人民负担沉重，而以苏州松江最甚。《大学衍义补》中说：“韩愈谓赋出天下者江南居什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什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什九也”，甚至有人感慨，“岂天下之田皆生粟，而二郡（苏州松江）独雨金欤”？

　　待到1911年辛亥革命时，革命党光复上海，席卷三吴，随后组织江浙联军克复南京，宣告了清廷在江南统治的终结。而清廷设立的江苏和浙江，也像元廷创立的“省”一样继续存续下去，直到现在。

　　上海的前世

　　1290年（至元二十七年），元朝的松江知府仆散翰文以“华亭地大人众，难理”，奏请元廷分置上海县。1292年（至元二十九年）春，划华亭县东北境5乡26保地置上海县。而此时以前的上海，只是“华亭东北一巨镇”而已。

　　上海县以盛产豆、麦、棉花而闻名，经济在明清两代也持续发展，顺理成章的，上海县也在不断拆分，明清两代，上海县先后拆分出青浦、川沙、南汇三县，而上海县本身，也在清代嘉庆年间的县志中，被文人称为“江海之通津，东南都会”，用这样的溢美词藻来形容一个县，也是不多见的。到开埠时，上海县城人口已有20余万（全县有60万人），已是全国第十二位的城市。当然在名城云集的江南，还是不起眼的，因为就在90公里外的，就有当时中国仅此于首都北京的大城市——江苏省会苏州。

　　正如长的太快的婴儿，衣服往往跟不上趟。虽然经过拆分，但上海县仍然政务繁忙，已经不是区区一个知县可以管理了。1730年清廷将分巡苏松道由苏州移驻上海，并加兵备衔，后来这个官职，往往被称为“上海道台”。尽管道台只是省的派出机构，但是道台在他道内区域范围的一个城市里设有衙门。此后，上海虽然在行政体制上虽仍隶属松江府，但遇重要事件，知县常就近请示道台，反而不经过知府。无形中道台直接管理上海县事务，从而使上海的行政地位得到提高。

　　虽然如此，但是苏州毕竟高高在上。嘉庆年间的上海县志，承认“方言同是吴音而视府城稍重”，而同一时期的松江府的府志，又补充了一句“府城视上海为轻，视苏州为重，大率同为吴音而微别耳。”转来转去，此时的上海，不过是大苏州光环下的小上海罢了。

　　就在大清帝国的兴盛时期，西方侵略者已经开始觊觎古老的中国。很快，他们就发现了上海的价值：它位于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的焦点，又是中国南北海岸线的中心，具有广阔的经济腹地，这是中国其它任何一个港口都无法匹敌的。“上海虽然只是一个三等县城，但却是中国东部海岸最大的商业中心，紧邻着富庶的苏杭地区，由此运入大量丝绸锦缎，同时向这些地区销售各种西方货物”、“上海的贸易即使不超过广州，至少也和广州相等”。

　　1840年，英国人终于以鸦片为事端，挑起战争以打开中国的大门。江南各地相继失守，英军直逼镇江、南京，在切断漕运这一帝国命脉的威胁下，清廷屈服，于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在该条约中，上海被列为开放的五处口岸之一。

　　紧邻富庶的苏杭的上海，随着租界的开辟与西方企业设立而在对外贸易上占据优势。开埠初期的上海，在进出口贸易、港口发展等方面显示出勃勃生机，洋场的繁华表面上也能苏、杭相媲美。然而，一个城市的壮大，特别是作为中心城市，不仅仅体现在一些经济指标上，传统江南的中心城市仍以其深厚的经济人文基础保持着它们应有的地位，吸引着大量人口，上海开埠十年后，城区人口仍然只有55万，不能望苏州之相背。

　　就在此时，一场彻底颠覆了江南内部秩序的战争发生了。以拜上帝会起事的太平军，1851年（咸丰元年）金田起事后，从西南经两湖东来，一路狂飙，势如破竹，以建立“江南小天堂”为号召，顺长江而下，占领南京。此后，太平军扫荡江南，相继攻占杭州、常州、无锡等城池，后又攻破苏州，并以苏州为省会建立苏福省。期间，清军在江南与太平军进行了较长时间的拉锯，战火四溅，硝烟弥漫。直至1864年（同治三年），江南地区才被清军重新控制。江南陷入十余年的战乱，等到战乱过后，富庶的江南一片残破，满目萧条。江浙两省损失人口竟然高达3100万，而战前两省的人口也不过7300万，江南更是总灾区。苏州府的人口，从650万下降到230万，杭州府的人口战前有372万，战后只剩下一个零头：72万，杭州城，从一个80万人的大城市跌落到只剩下20余万。

　　战火之下，只有上海的租界，才成为避难所，江浙的绅士源源涌入，1860年仅在英美法三租界内的华人就增至30万，到1862年更猛增达50万。流寓的人群之中，有不少是拥有大片田地房产、挟资万贯的富贵之族。两年之内，起码有650万银元的华人资本流入上海租界。“当租界成为城市的主体的时候，上海的意义完全改变了，它不再是过去那个传统的棉花和棉布的生产基地，不再是普通的滨海小县城，而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中心，远东的国际商港。上海正在从‘江南鱼米乡’的那个社会模式中国游离出来，成为镶嵌在东西方之间的一块中性地带，一个新开发的商业王国。”此后，上海便步入了超乎常规的大发展时期。以外贸为例，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上海就取代了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中心。1860一1900年，上海进出口总值平均占全国的一半以上，1864年占57%，1900年占55 %，其中进口通常占六成以上。可以说，此前的上海是江南的上海，此后的江南则成了上海的江南。

　　以上海的兴起为标志，江南历史也开始进入了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