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暴力：传统中国海上扩张的基调

　　“中国的海上扩张”以往是一个比较被忽视的话题，因为长期以来中国被视为一个内向的大陆国家，在海外的扩张似乎是英国之类的海洋国家才具备的一项特征。在历史上，海洋首先召唤着一种进取和开拓的精神，它是对外的：如果仅仅固守海岸，你所看的世界是封闭和有限的。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曾说：“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们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如果你是一个航海民族的话，那么这本身就意味着一个开拓进取的方向。

　　如果把国家看作是一个人，那么，传统上一直都认为中国的国家性格中首要的价值观就是要实现“自给自足”——现在看来这似乎意味着自我封闭，但在古代社会，无论在中国还是法国，“自给自足”却被视为一种美德，人们并不觉得这是一种有缺陷的生存状况。例如日本的江户时代执行锁国政策，但日本人对这些限制条件并无不满，人们觉得只要自己安分守己，日本就能够有足够的财富。去年金融危机时许多日本人甚至涌起一种怀旧情绪，觉得明治维新后日本被迫要到世界上去讨生活，原先的平静生活反倒恬静如桃花源一般。“封闭”和“开放”，在中国当下语境中，常常并非是对事实的客观描述，而包含着一种价值判断，但当时未必如此，因为人们倾向于认为社会经济的弊病不在于财富不足，而在于分配不公。

　　因此，在讨论中国的海上扩张时，首先必须清楚的一个问题是：它的这么做的内在动力是什么？布罗代尔曾说，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出口：一个是草原，另一个是海洋。这也就是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上经常写的“西域”、“南海”，这实际上也是中国对外扩张的两个主方向。在两汉时代，中国差不多已经挺进到中国现有的海岸线了，基本挺进到底了，除了海南岛和福建沿海还有待加强实际控制。可以这么说：两汉时中国的海洋疆界就已达到相当稳定的状态，此后就几乎没有再往前迈出过，唯一的例外就是清朝前期收复台湾。

　　那么，造成这种稳定性的原因是什么？这涉及到国家的扩张成本。有一本书名为The Size of Nations，大致可译为《国家的规模》，主要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对一个国家而言，多大才算刚刚好？它的疆域面积在多大时，对它的统治、人民和财富而言才是最优化的？当然这里推导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把国家规模看作一个经济学模型，在把地形等不规则因素抹掉、把人口、经济等参数输入一个数学模型，然后得出结论：在某种情况下，这个国家大小是刚好的。技术条件不具备时，太大的国家会产生很多问题，比如地方不容易统一，控制和维护的成本很高。

　　确实，这是历史上一个常见的难题：当一个大国对外输出力量时，过分的扩张会面临收益递减，带来许多现实问题。中国到两汉之后疆域相对稳定，也是因为再对外扩张的话，扩张成本将大大上升。帝国还能扩张的空间都是诸如沙漠、高寒地带、冻土带、雪山、海外岛屿这一类难以利用的土地形式，这些地方难以、甚至根本不可能进行农业生产活动，扩张成本极高，而收益却低得不成比例。所以但丁在《论世界帝国》中说，一统天下的国家将获得永久和平：“只要是无所不有，贪欲也就不复存在，因为对象消失了，欲念也就不可能存在，一个一统天下的君主就无所不有，因为他的权限是以海洋为界；其他王国都以邻国为界，就谈不上这一点。”他这里所描述的，恐怕就是中国历代皇帝所梦寐以求的一种状态，也就是在疆界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的永久和平。

　　此外，海外军事远征的成果也很不容易维持。唐朝时苏定方率领大军渡海作战，灭掉朝鲜半岛的百济和高句丽，但却缺乏保有这类海外领土的技术条件，几十年后还是落入新罗之手。中国自古就有所谓“远交进攻”的策略：你出师远道征服异国，结果到最后维持不了，这还不如就近攻占可确保持续占领的小块领地。因此越界耗费人力物力，攻占不易维持的领土是愚蠢的，即便从经济学角度看，也是不合算的。

　　可以这么说，一个帝国的扩张取决于几个因素：可动员的人力财力资源、克服自然条件的能力（例如长期控制一块沙漠就很难）、技术手段（如果你没有强大海军，就无法进行海外扩张）、还有遭遇到的抵抗程度、以及统治者的意志。简要地讲，就是扩张成本及国家的承受能力。不难理解，当抵达其自然疆界之后，国家的扩张成本就随之上升，收益则相对下降——向海外扩张也是这样一种情况。约翰·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提出：英美应满足于成为“离岸平衡手”（off-shore balancer），即身处安全的海岛环境，制衡崛起的大陆霸权。理由是任何时代中，跨越大片水域投送兵力都是极为困难的。这一点在讨论中国海上霸权时也是值得参见的。

　　中国周边的海域都是开放性海域，风浪较大，这也提高了跨海投放兵力的难度。古代早期的航海船只通常是沿着海岸线航行的，水手们如果在视野里看不到陆地就会很恐慌。在没有指南针的时代，远离海岸的航行常常变成无目的的漂流，很难抵达目的地。但指南针和三角帆的发明大大改善了航海条件，配备三角帆的船只不管顺风逆风都能继续航行，从而相应减少了风险，中国古代之所以能长期掌控东亚的制海权，与这些航海技术的发达有很大关系。从唐朝开始，很多来华从事海洋贸易和朝贡的外国人，乘坐的常常是中国船只，因为它们安全性更好。

　　技术是扩张的条件，更重要的则是背后的动力。中国古代对边疆政治有一种“弹性边界”的理念——现代社会的国家边界都是非常“硬性”的，边界被认为是两个国家面与面的接触中产生的一种无宽度的长。但古代国家的边界并非如此，它可能是一片无人区，是一个双方势力都在此消失的地带，而且这一边疆是随着政治力量的收缩而进行弹性调整的。例如明朝海防力量较弱时，就把浙江舟山、玉环等岛屿的居民内撤，把这些认为是无法防守的岛屿全部放弃。东汉时甚至一度将海南岛也放弃，几百年后才重新在海南岛设置州郡。这种边界观念没有把领土看作是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也必须要守住的硬边界，而根据政治力量的起伏伸缩来决定控制还是放弃。

　　决定向海外扩张，不仅受技术条件限制（我能这么做），更要受内在动力的驱使（我想要这么做）。既然跨越大片水域的扩张那么艰难，那么我们就得了解这么做背后的原因何在，为什么“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首先一点是它所带来的威望。威望是许多统治者所需要的一种社会声望价值。忽必烈征讨日本和爪哇的原因，并不是觉得这两个地方特别有价值，只是觉得自己一统天下后，这两个地方还没有臣服，征服它们将更加有助于他的政治声望。有一本研究美国街头黑帮的社会学著作《街角社会》，其中概括街头社会首领的心理模式，很重要的一点是：“领袖在群体之外的声誉也往往有助于他在群体内的地位”，帝王征服了海外异国，将大大有助于他在国内的声望；“而他在群体内的地位又有助于他在外人中的声望”，同理，如果他对中国统治得非常好，那么这些海外蛮夷也会近悦远来，通过朝贡承认他是抚有四海的天子。

　　某些海外扩张的背后动机恐怕就在于此。牟复礼曾说，明成祖派遣郑和率领一支伟大的舰队下西洋，但他既没有建立一个海外帝国，也没有将这支海军运用于国际国内的实际事务上面。我个人对此的理解是，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的真正目的恰恰本来就不在实际事务层面，而不如说着意的是政治声望问题。他对那些贡品，在意的不是经济学意义上价值，而是其代表的社会声望和内在满足感。前现代的中国政治中，海外贸易的意义和我们现在的理解很不一样。它并非纯粹的物品交换这种经济领域的意味，而是那些海外珍品能增进政治合法性和社会声望。此外，古代帝王的这类海外远征或展示，实际上是一种消耗，如果从经济角度衡量，其收益是不足以抵消开支的——它不是那种自负盈亏的公司经营行为。像郑和这样大规模的远洋航行，说实话，当时只有官方才可以组织，民间是无法想象的，也完全经受不起这样的消耗。

　　统治者对海外兴趣的另一个驱动则是“求仙”活动。设想一下，连秦始皇这样精明强干的帝王，居然会轻信徐福的话，派五百童男童女随他去海外求神仙。正是这个强大的动力，推动着秦汉、隋唐等历代统治者派人去探索海外。陈寅恪说，汉唐宦官常常以神仙之事、求取异域珍宝来蛊惑君上。唐太宗曾经在《贞观政要》里垂诫子孙，不要学秦皇汉武去妄求神仙于海外。他特意指出这一点，正证明这是帝王非常普遍而强烈的心理。唐肃宗后来也强调自己“不贵远物”、“以不贪为宝”，表明自己是好皇帝，不贪图海外奇珍。求仙、远物、异域珍奇的热衷，事实上对早期中国的海外交通，是关系极为重大的。

　　中国古代的儒生大臣，常常就此向帝王劝诫和进谏，郑和下西洋就曾受文官谴责，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东西是转移人们对于现实世界注意力的旁门左道。中国的国家性格中向来有一种“此世性”的特质，即专注于眼前的现实世界。依照这一逻辑，开放而非闭关往往才是一件真正值得谴责的事。想象一下：一个皇帝每年耗费大量民财去求仙，而海外换来的大批珍奇对百姓却毫无用处，在儒生们看来，还不如在国内好好改善民生。

　　以上说的两点内在驱动，一种是威望，一种是求仙，都与统治者的意志有关，而且都很经常遭到大臣的批评，因为收获是“虚”的，而消耗则是“实”的。当然海外扩张也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这种动机我们可以称之为利益驱动。海外贸易可以给官府带来丰厚的税收，但利益驱动最主要还是刺激民间活动。对于沿海居民而言，去海外求取更好的生活，能提供一个非常强大的内在驱动力。所谓下南洋，与走西口、闯关东是同样的道理。不需要官方推动和投入，只要有机会，民间就会自发活跃起来，去进行一个“没有帝国的殖民扩张”。

　　曾有西方学者指出，中国人“傲慢地认为他们已经是整个世界”，因而其世界观“缺乏一种殖民使命感”。这在中国的海外扩张动机的考察中确实可以看到这一点。西方的海外扩张，大多与谋求经济军事霸权、传教有关，这些动机背后都有强烈的殖民使命感。但在中国，威望、求仙、利益驱动，这背后的心理都与西方大异其趣，“下南洋”也没有帝国支持。从这一意义上说，这种海上扩张的基调是非暴力的。

　　海外贸易：从细流到洪流

　　从历史上看，秦汉时代的中国海外交通，最早实际上由皇帝垄断。为什么会产生这一现象？因为古代的长途旅行，尤其是海外奔波，是极其危险的。交通工具很原始，无力抵御天灾、疾病和海盗，商业风险极高，一旦有一批货物沉没，普通商人很可能就此破产。在古代中东也是如此，只有财力非常雄厚的王室、神庙等机构才能进行这样的海外贸易。无论埃及、苏美尔、中国，最早都是神庙跟宫廷几乎完全垄断对外贸易。

　　在帝制时代，中国君主的财产跟国家的财产之间常常缺乏明确的界限。秦汉时除了国家财政部门“司农”之外，还有皇帝的个人财库“少府”；宦官采办的这些海外珍奇及利润，就被收入少府。这就是为什么明成祖下西洋的舰队由郑和这个宦官来率领，因为历代负责海外贸易的大多是内廷，唐代向海外征收贸易的市舶司也常常由宦官主持，而且这些海关税收不列入国家正收。

　　中唐安史之乱后出现了一些关键的转折。此前一千年，中国对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