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的外交语言出现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变化，但是，由于缺乏对于新旧词汇的厘清与阐释，其潜在的涵义尚未被世人包括中国本国的知识精英所领会。例如世界秩序这样时人十分耳熟的言词，倒退几十年或者十几年，就绝不会出现在中国外交界人士的谈吐中。那时高唱入云的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秩序”二字何从谈起。秩序意味着一种相对稳定的国际态势，以及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国家间关系准则和行为规范，而作为“世界革命中心”的新中国与“帝修反”的旧秩序是没有共同语言的。翻开《周恩来外交文选》，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今天开辟外交战线，首先要认清敌友。”“在国际战场上，有朋友，也有敌人。”对于敌友显然不能采用相同的关系准则与行为规范。“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承认世界秩序的前提是承认世界整体的存在，即存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全球性世界。这一点认识看似简单，实际上走过了一条漫长曲折的路程，才最终接近了它。几十年来，先是“两个阵营”──“我们的阵营是和平的大本营，统帅是苏联”（周恩来语）；然后是“三个世界”（毛泽东语）；再后是“东西南北四个字”（邓小平语）。直到90年代后期，中国的外交文献中才首次出现“实现一个更加繁荣、稳定、安全和均衡的世界”的提法（见江泽民和希拉克1997年5月16日签署的《中法联合声明》），我们把它简称为“一个世界”。在此前后，江泽民在邓小平追悼大会上的悼词中重申了“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则首次提及“全球化趋势”，表示“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了解了从“动荡”到“秩序”，从“两个阵营”──“三个世界”──“东西南北（方）四个字”到“一个世界”的大背景，才能真正领会“世界秩序”这个概念的重要性，进而探讨什么是“世界新秩序”以及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与世界新秩序的种种复杂关系。

　　世界秩序的三种结构

　　“世界”一词，源出佛家语，与宇宙同义。直到近代以前，汉语中的世界并不具有国际体系的意思。当代国际政治学中世界体系的概念，则有两层不同的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国家间关系体系，简称国际体系。世界体系的第二层含义是指全球体系。全球体系是历史上的国际体系长期发展的结果，它不仅是国际体系在规模上的扩大，而且具有更加复杂的结构；它不仅是国家间关系体系，而且是多层次的多元体系，其主体不限于主权国家。世界秩序既可指地球上某一部分的国际秩序，也可指整个地球的国际秩序，即全球秩序。因此，读者从本文后面的分析中不难理解，为什么笔者在题目中选择了世界新秩序这一用语而没有采用更加流行的国际新秩序。

　　笔者认为，可以定义三种不同结构的世界体系：世界帝国或称霸权结构，世界多极化或称均势结构，世界共同体或称一体化结构。在历史上，这三种世界体系的理想与现实是依次出现的。每一种世界体系，均有相应的世界秩序。

　　弗兰茨·舒尔曼指出，2500年以来，由某些长久存在的帝国产生的世界秩序成为世界历史的主要政治形式。鉴于世界秩序在历史上如此重要，应当有一个有别于帝国的词来描述之。他认为，用中文的“天下”一词较为妥当，“天下”可译为英文“World Realm”（世界王国）。一个世界王国得有如下特征：（1）有一个强大的政体，有效地统治庞大的区域和文化上多元的人口，（2）有一个世界秩序，有效地在其管辖领域及其周边地带维持和平和繁荣，（3）形成一个文明，被自己以及他人所接受，却不用取代任何民族特有的文化。[1]

　　在近代欧洲形成国家体系或曰国际体系之前，国家秩序与世界秩序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在霍布斯所谓的“自然状态”让位于“文明状态”时，国家秩序与世界秩序是结伴而生的。一个文明国家的成熟，离不开对它有利的世界秩序的形成；庞大国家机器的建立往往需要具有在世界体系内汲取资源的能力。匈奴一旦失去对西域与中亚的控制，它本身的帝国便无法维持；而蒙古世界帝国的形成，正是蒙古民族国家诞生的前提条件。根据中国儒家的思想传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个连贯的整体，在家国与天下之间并没有质的区别，适用于家庭和国家的秩序也就是天下的秩序。章百家认为[2]：事实上，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与任何国家还不存在今天人们所理解的那种主权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中国人虽然早在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就创造并使用了“外交”这一词汇，但这个词最初的含意是“人臣私见诸侯”。“外交”指的是天子脚下诸侯之间的擅自交往，仅限于华夏文明的范围之内，华夷之间的往来并不在此列。中国大一统的“天下”观实际是只知有王权，不知有国权。在处理对外事务和国与国关系的时候，古代中国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宗藩和纳贡制度。它的主要特点是，中国周边国家的统治者承认中国皇帝的权威，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定期向中国皇帝朝贡，并接受中国的保护。这一制度是统治中国的“天子”对内至高无上的权威在对外方面的一种自然延伸。它的核心是王权之间的主从关系。在西方人看来，这种制度典型地体现出中国人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观念。不过，这一看法却很难得到中国人的认同。因为，事实上，古代中国人对中国以外的世界是怎样的几乎毫不关心，没有谁费心去构想所谓“世界秩序”的问题。在外部世界看来存在着的“中国中心观”，对中国人自己来说，则始终是一种若明若暗的意识。直到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后，清廷才开始翻译国际法，被迫同意与西方国家交换使节，将长期以来所坚持的“天下秩序”纳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中。蒋廷黼说，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不平等条约的根源，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无知，一部份由于我们的法制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准[3]。

　　进入20世纪后，随着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瓦解，世界性帝国或曰世界王国的历史阶段便告结束。包括希特勒和前苏联在内的所有帝国梦都以失败告终。

　　有些学者[4]将多极化世界进一步分为两类：二元结构，即两个势力强大的国家控制和调节各自实力范围内及其相互之间的互动行为关系；均势结构，即三个或更多的国家通过施展外交手段手段、更换盟友以及挑起公开冲突来控制相互的行为；并认为前者是比较不稳定和相对短命的。然而，究竟何者更为稳定，在学者之间还有争论。在本文中将不作这种区分，只是把二元结构视为均势结构的一种特例。

　　均势结构在世界历史上最初以“欧洲均势”的形态出现。第一位系统提出“均势原理”的是伯纳多·鲁塞莱（1449～1514）。他运用这一原理分析了当时意大利北部梅迪西、斯图萨斯、维斯康提和邻国之间的争斗。1713年参加西班牙继承战争的各交战国签订的“乌得利支和约”第一次把“均势”载入国际文件。18、19世纪英、法、俄、普、奥欧洲五强争雄，都把均势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这个时期被称为“均势理论”的“黄金时代”。[5]

　　均势结构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从欧洲均势逐渐扩展到全球均势，最终以单一的世界秩序取代了几个彼此隔绝的世界秩序。不论多极化还是二元对峙，或者一超多强，都是均势结构的变种，都没有改变权势均衡的基本规则。均势结构虽然能够带来暂时的和平，但它没能避免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也没能控制冷战时期疯狂的军备竞赛和消除人们对核毁灭的恐惧，更不用说几百次大大小小的局部战争了。因此，均势结构不是一种理想的世界秩序。戴维。齐格勒说：“战争的爆发是因为没有一个超级权力来阻止它。我们把这种状态称为无政府状态。假使有一个世界国家，它将提供一个超级权力来结束无政府状态。”[6]

　　世界大同或者说建立一个世界各国的共同体，是人类久已有之的一种理想。在东方，从孔夫子到康有为，都把大同视为最高层次的理想。在西方，当领地国家的兴起把神圣罗马帝国从基督教世界的实际政治组织，变成空架子和一种法律上的假设时，著述家和政治家们就越来越多地思索要为西方失去的政治统一寻找替身。16世纪的伊拉斯谟，17世纪的絮利、克吕塞、格劳秀斯和威廉。佩恩，18世纪的圣皮埃尔神甫、卢梭、边沁以及康德，对于19和20世纪为解决国际秩序与国际和平问题所进行的实际努力来说，他们都是伟大的思想先驱。这些旨在建立一个稳定的、和平的国际秩序的种种努力，其道德基础在于人类关系中的人道和文明特性，最近几个世纪以来，在西方世界中，这些特征有了增长。启蒙运动的哲学和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都主张尊重人生并促进人类幸福。19和20世纪伟大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就是从这些主张中得到启示的，因此，把法律、和平和秩序的范围扩展到国际事务的领域中，就成为人道主义者在当代必须解决的重大任务[7]。

　　我们把世界共同体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世界政府，即有一个掌控全球最高权力的单一的统治当局，它拥有自己独立的军事力量和财政机构。另一种是世界联盟，即由世界上所有重要的国家自愿组合成一个系统，这些国家把其部分主权委托给由它们建立的国际组织。通过国际会议制定国际法可以视为是国际组织的雏形，通常它的背后并无可依赖的常设机构。“作为国际法后盾的最重要的制裁不仅是各行为者的自我约束，而且还是这样一种认识：如果不存在国际法或它基本上被置之不理，有关各方将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面临更大的困难。”有人认为，世界联盟是世界共同体最佳的也是唯一可行的模式。E.拉兹洛指出：“管理一个世界系统并不需要一个世界政府，只需在选定的世界秩序范围内有一个有实效的和高效率的导引机构。必须认识到使多样性和统一性平衡的重要性，必须确定需要在世界层次上作出决策的范围，必须建立必要的国际机构并赋予真正有效的充分的权威。”[8]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世界联盟是世界一体化的低级形态，是通向世界政府的一种过渡。

　　建立拉兹洛所说的国际导引机构的实际行动始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创建国际联盟的努力。因为，世界联盟是平等国家间的体系，而均势体系的条件之一是“需要一种国际体系的权力等级制”[9]，至于世界帝国，更是以帝国中心对边缘的压迫和剥削为基本前提。承认大小国家一律平等，正是威尔逊主义的一大历史功绩。威尔逊主义认为，多少世代以来在处理内政方面被视为自由民主基本要素的理论和实践也可以应用于处理外交。均势的体制从此不可再信，应当用所谓“权力共同体”和“有组织的普遍和平”来取代欧洲列强的传统均势政策。各附属国的人民都应赋予独立，“应根据特别法规成立国际联盟，以便对大国或小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提供相互保证”。国际联盟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