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quo;，这个不干涉原则建立在承认各国有权自主选择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因此，中国坚决反对以人权、政治制度、价值观念为由，对他国内部事务进行干涉。然而，鉴于海外利益的共容性和共存性，一国有义务保护他国在其境内的合法海外利益，反之亦然，这是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限制，是国家的国际责任的重要内涵。因此，一国就不能利用国内公共政策(如财政政策或者货币政策)损害他国在其境内的资产安全(如债券) ，当这种情况出现时，权利所有国有权敦促其海外利益所在国停止这种侵害行为。[18] 这种积极介入的行为不是“干涉”内政，而是对权利所有国的合法保护。此外，当海外利益所在国出现对本国公民人身、财产等人权的大规模伤害现象时，当企业法人合法利益面临被没收、征管等严重侵害现象时，当在国际公共活动空间(公海、极地、外太空等)的合法权益受到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的破坏时，像这类可能涉及国家核心海外利益的危害行为，国家必须保留单边或者集体“干预”或“介入”的权利。[19]
全球化时代，各国国内公共政策多少都会产生域外正效应或负效应，国际制度在这方面恰恰监管严重不足。既有的分配性国际制度与一些西方国家内部存在较强的利益输送机制，其国内公共政策的域外负效应损害到弱势国家利益，使得全球化产生的收益不能公平地被各国所分享。中国需要与国际社会一起，积极倡导介入到这类监管规则的建设中，在严重缺失的全球化规则制定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三)海外利益保护的中国模式问题
各国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上对海外利益的实现和保护并非采取同一手段。近现代西方国家通过建立殖民地、以军事暴力手段实现海外利益的传统殖民主义以及通过严重不合理国际经济制度来扩张海外利益的新殖民主义方式都给国际社会带来非常恶劣的后果。
中国海外利益的实现和延伸能够走出一条与新旧殖民主义模式完全不同的道路，之所以这么说，至少有以下三个理由:
第一，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不处于中心地带，也不控制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分配性国际制度，因此，体系和制度因素使中国不具备海外剥削的可能。相反，全球生产结构和旧国际制度的刚性，反而经常不利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其海外利益。[20] 即便在有能力推动转型的国际制度领域，中国也一直主张公正、合理的原则;在中国与其他国家合作组建的新型国际制度中，公平、互利、共赢是首要的原则。
第二，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质，例如，公有制而非财团政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非利益集团金钱民主制、合作型政党政治而非竞争型政党政治、合作型的政府- 非政府组织关系而非制约型政府- 非政府组织关系、军队与财团政治的分离(实际上也不存在财团政治)等，保证中国不会采用近代西方对外扩张的资本- 政治权力结合模式， [21]而此结合是近代以来国际战争和殖民扩张的最主要动力，给近现代世界带来沉重灾难。
第三，在外部出现危机情况下，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倾向于以内部消化压力的方式处理问题。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参与国际体系的进程中进行的，它与近代西方国家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不同点在于用和平的方式与国际体系互动，主要通过国内体系消化巨大压力(例如，粮食问题解决、城市化、市场内需、社会问题解决) ，而非像早期西方国家通过对外军事扩张、殖民剥削和危机转嫁方式消化国内压力。这种现代化模式降低了国家通过盲目扩大海外利益来追求国内福利改进的必要性以及海外利益推进受阻时一味通过强制力量扩张的可能性。
从这三点看，中国海外利益的实现和维护与近代西方国家的道路是根本不同的。[22] 当然，这一模式仍然在探索和实践中，需要社会科学研究者从多方面给予学理概括。
四、结论
本文阐述了中国海外利益概念与海外利益保护途径，并初步探讨了海外利益保护的中国模式问题以及国际制度建设和国家能力建设在中国海外利益维护中的意义。广泛的海外利益存在是维持中国与国际体系合作关系的基础，推动着中国外交的全球化进程。中国的海外利益维护丰富了主权概念和国际责任观。国际体系、国内体系以及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等因素，促使中国选择一种大国和平发展的海外利益维护模式。
海外利益是中国政治与外交生活中出现的一个全新问题，通过对中国海外利益维护行为的进一步研究，能为我们思考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中国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中国发展模式以及中国如何组织世界秩序等，提供了较好的理论素材。
注释：
*本论文写作得到上海外国语大学校级重大科研项目“当代中国海外利益的实现和保护”(项目编号: kx161019 )的资助,特此致谢。作者特别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审稿人对本文初稿提出的极富建设性的修改意见。
[1]这个概念借鉴了陈伟恕有关中国海外利益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海外利益是指:“在有效的中国主权管辖范围以外地域存在的中国利益,狭义概念是指中国机构和公民在海外的生命、财产和活动的安全,广义的概念包括在境外所有与中国政府、法人和公民发生利益关系的有效协议和合约,在境外所有中国官方和民间所应公平获得的尊严、名誉和形象。”参见陈伟恕:《中国海外利益研究的总体视野》,载《国际观察》, 2009年第2期,第8页。有关中国国家利益的概念分析,参见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版。
[2]有关世界政治中跨政府合作和跨政府联盟的论述,可参见[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跨政府关系与国际组织》,载[美]西里尔·E. 布莱克编,杨豫、陈祖洲译:《比较现代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6年版,第596～625页。
[3]有关中国地方国际化的研究,参见苏长和:《中国地方的国际化》,载王逸舟主编:《中国对外关系转型30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第240 ～265 页。有关地方国际行为的研究,可参见陈志敏:《次国家政府与对外事务》,北京:长征出版社,2001年版。
[4]数据来源于《2007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见中国政府门户网站, http: / /www. gov. cn /gzdt/2008 - 09 /18 / content_1098419. htm。
[5]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年版,第254～256页。
[6]王绍光:《安邦之道》,北京:三联书店, 2007年版,第437 ～462页。
[7]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审稿人对“国际合约”提出的意见,使笔者可以更周全地考虑这个问题:第一,“国际合约”在这里包括条约、协定、合同,泛指当事双方就某个事项形成的权利和义务集合。第二,本文强调海外利益的国际合约的属性,但不认为海外利益全部以国际合约形式表现出来。不过,从海外利益界定的法律维度来说,它指向于通过合约、法律等途径来进行规范,当然,在任何社会(包括国际社会)的利益秩序界定过程中,社会规范同法律一样,也发挥重要的作用。
[8]此梳理参考了陈伟恕的划分,笔者做了进一步的整理和综合,参见陈伟恕:《中国海外利益研究的总体视野》,第9页。
[9]这个领域争议很大,也存在一些不以国家合约表现出来的利益及权利,例如,国家出于维护主权及安全考虑,在这个领域有进行必要的、敏感的非民用活动的权利和利益。感谢匿名审稿人对这个问题的提醒。
[10]全球性国家是指世界政治经济中极个别国家,它们拥有广泛的全球联系和海外利益,其国家规模和活动范围远超出物理边界限制,为国际体系提供公共产品(国际) ,国内独特治理经验和价值体系能够产生世界性影响的国家。
[11]参见张曙光:《试论国家海外利益风险的外交管理》,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9年第8期,第6～12页。
[12]参见王绍光:《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和途径》,北京:三联书店, 2007年版,第5页。
[13]参见苏长和:《中国外交能力分析》,载《外交评论》, 2008年第4期,第7～13页。
[14]1978年和1993年,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例各占15%、85%和21%、79%, 1994 年实行分税制后,这个比例在1994 年和2006 年分别为60%、40%和52%、48%。此数据根据《中国统计摘要》整理得出,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2007年)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7年版,第68页。
[15]“发展利益”提法见《中国国防白皮书·2008 年》“国防政策”部分,材料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 http: / /www. scio. gov. cn / zfbp s/gfbp s/2009 /200905 / t308239. htm。
[16]参见《中国国防白皮书·2008年》“国际安全合作”部分,材料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 http: / /www. scio.gov. cn / zfbp s/gfbp s/2009 /200905 / t308239. htm。
[17]引自肖佳灵:《国家主权论》,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3年版,第236页。
[18]例如,温家宝总理在2009 年3 月13 日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就表达了中国对美投资安全性的担忧。这是以较为温和的方式提醒美国必须注意保护中国在美国投资的海外利益安全。参见《白宫回应温总理担忧:投资美国最安全》, http: / /www. chinadaily. com.cn /hqgj/2009 - 03 /14 / content_7579426. htm。
[19]有学者提出“新不干涉主义”或者“积极介入主义”,参见王逸舟:《中国外交新高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年版,第73页。
[20]中国是全球化的获益者之一,但不是全球化的最大获益者,片面强调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获益者的观点是不确切的,全球化最大的获益者是个别西方国家和西方垄断金融/产业财团。而且,中国承受了全球化进程中的巨大成本,包括环境污染、低标准劳工条件、国民福利转移等。因此,参与国际体系的确有助于中国消化国内压力,但是,从中国发展的经验看,国内发展压力主要是通过内部制度创新消化的。
[21]强制力量和资本的结合,是理解近代西方国家形成的重要逻辑,限于篇幅,这里不做详细阐述,可参见[美]查尔斯·蒂利著,魏洪钟译:《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关于此结合的战争逻辑,参考[苏联]列宁著,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22]关于不同类型国家在海外利益保护上行为差异的初步分析,参见汪段泳:《海外利益实现与保护的国家差异》,载《国际观察》2009年第2期,第31～33页。
| 责任编辑： 天 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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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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