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及百姓。「天下」為其对应的概念，没有特定疆域的限制。由於「国家」与源於欧洲的现代国家的概念大相逕庭，梁啟超於一九○二年提出「新史学」时，就曾揶揄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梁啟超，「新史学•中国之旧史学」，新民丛报，第一号（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2月8日）。

　　[5] 「凡巴社各百头囘国，即西印度也」。梁廷枏，海国四说，上，卷三（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刻本；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6] 即所谓的「国民整合」的问题。笔者以为，问题的程度主要取决於他们自身能否积极投入国家建设，积极接受大民族的同化。

　　[7] 有关新地域概念「边陲东亚」的定义与该地区的特徵，参閲林泉忠，「『辺境东アジア』：新たな地域概念の构筑」，国际政治（东京），第135期（日本国际政治学会，2004年4月），页133~152；林泉忠，「辺境东アジア」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ポリティクス：冲縄・台湾・香港（东京：明石书店，2005年）。

　　[8] 不过，这种以家乡祖籍為桥梁的「祖国」认知，其本质充其量為族群认同的局部延伸，未必到达国家认同的层面。事实上，在国家认同上，一九九○年代以前的香港社会明显地存在著两个「祖国」。弔诡的是，并非中国与英国，而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